我所爱的那个男人已死于非命,于是我开始着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以赋予这一悲剧以含义。为了书写这部小说,我来到托斯卡纳乡下的家里,躲进住宅二层的一间房屋中,仿佛钻进了一条见不到尽头、看不到一丝光线的隧道。实际上,房间是一条很短的过道,里面摆放着几个书架、一张小桌子和一张椅子。面向橄榄园而开启的半扇窗户光照很差。正是在半扇窗户的下方,橄榄园的边缘,生长着一棵梨树,当我举目远望红日时,就会看到它。我足不出户,既不到花园里去,也不去游泳池,甚至同家里的人也不沟通交往。我凌晨就早早起床,坐在小桌子前,一直写到深夜。堆积起来的文稿,有时认可采用,有时则废弃不用。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到我母亲那里去,我才中断写作。在一个名为癌症的无形魔鬼的吞食下,我的母亲如风中的残烛一般,躺在一张床上等待着熄灭。我总是迈着同样的步伐,采取同样的姿势,走下通往底层的楼梯,穿过摆着一只巨大座钟的客厅,这只座钟就像伦敦威斯敏斯特宫的大本钟那样每六十分钟敲响钟声。然后我进入了她的房间, 她生气而又无奈地躺在那里。姣好的面容变得越来越憔悴,红润的双手变得越来越消瘦。“你感觉如何?”“不好。”我们交谈得很少,似乎害怕说出那句我们想说的话:“现在你也走吧”, “现在我也要走了”。我同她在一起度过的间歇就是重复那些从护士那里学到的护理动作,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掩饰我们的沉默。我扶起她,调整好她的躺姿,以减轻其难受的程度,然后检查维系其生命所必不不可少的氧气瓶。这套程序完成之后,她低声地说着一句话,几乎永远是同一句话:“为了那本书,你会成为瞎子的。”我开玩笑地回答说自己可以戴上眼镜。我在她的象牙色额头上腼腆地吻了吻,穿过客厅,走上楼梯,返回到与世隔绝的流亡之所。

在隧道中,空间不再有空间,时间不再有时间,历史不复存在。我再也不见任何人,再也不回应电话,再也不阅读报纸:我的大脑成了一团肌肉,只是按照自我摧残的活动和那个幽灵的活动而起作用。我通过回忆和想象,千方百计想让幽灵复活。我从某个侧面听到消息说,毛泽东在北京因年迈而去世,用防腐香料保存的尸体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座为他而建造的陵墓中。还有消息说,在德黑兰,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陷人了困境,阿訇们将准备举事的人民召集到各个清真寺中。我还听说,在马那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正在大举推进,索摩查的独裁统治已为时不多,而在美国,吉米·卡特被选为总统。以往诸如此类的消息能燃起我的激情,驱使我前往中国、伊朗和尼加拉瓜,重返纽约,那里有我的办公室和第二住所,而现在它们像压抑的回声,引不起我的任何兴趣,与我的知觉擦肩而过。我甚至无视日历的存在。向我诉说着一天时间变化的仅仅是大厅里的座钟,每六十分钟重复着烦人的钟鸣声;见证着季节交替的仅仅是半身窗户下的那棵梨树。当我伏案写作,树上落下一个个果实时、那么应该是夏天;但是过不多久,叶子泛黄,那么应该是秋天来到了:再过一段时间,叶子凋零,树木孤零零地裸露在雪地里,那么应该是冬天到了。应该是冬天到了,还因为天气寒冷,阴雨绵绵,而且有人提起已经过了圣诞节,但是我却不记得欢度过圣诞节,还有人提起过了元旦,但是我却不记得欢度过元旦。难道我在母亲身边待的时间最长,帮助吞咽困难的母亲进食就是那一次吗?

一个冰冷的夜晚,我下楼去检查氧气瓶,给她摆放好枕头,扶她起来,让她处于一种不太难受的姿势。当她张开嘴唇时,已经不能发出任何的声音。那个无形的怪物一直侵入到了她的声带。我吓坏了,就用“为了那本书,你会成为瞎子的”这句话来启发她。她摇了摇头,以此来回答说不是。我罗列了一系列的问句,以便有助于她让我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比如:“你渴了吗?”“你想去卫生间吗?”“是痛苦难以忍受吗?”但是对于每个问题,她都是回答说不,不,不。不知道经过了多么漫长的时间,护士才听清了“神父”这个词,明白了她需要神父为她祈祷。神父带着一个小箱子来了,箱子里装着医治灵魂专用的圣水、圣油和其他的神圣液体。像一名准备施行神秘祛术的巫师那样,神父身披着金线银线绣成的黑色圣带,挥动着十字架,口中念念有词,祈祷着,喷洒着他的神圣液体,为她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进行开脱。然后他走了,只留下了我孤零零一人与她在一起。一想到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已经得到了开脱,母亲精神为之一振。她向我指了指靠近床边的一张沙发,我怀着一颗喘惴不安的心坐了下来,在那里待了六天六夜,忘掉了那个因为部小说而让我心驰神往的幽灵。母亲的去世是不能同恋人的去世相比拟的。它是你去世的先兆,因为这个去世的人曾经孕育了你,将你带到她的腹中,赋予你生命。你的肉体就是她的肉体,你的血液就是她的血液,你的躯体就是她的躯体的延伸。在她死亡的瞬间,你身体的一部分也在死亡,或者说是你死亡的开始,即便脐带早已割断而分离也无法阻挡。为了推迟她的死亡,也就是推迟我的死亡前奏,那么我自己应该保持清醒。为了自己保持清醒,我要让她也清醒,为此我不断地说着说着。我向她讲述了我从未向她讲述过的事情,以及从未向任何其他人讲述过的我的伤痕、我的惋惜我的疑虑。既然它们是生命本身的构成,那么都是宝贵的负担。我向她倾诉,尽管有那些伤痕、那些惋惜和那些疑虑,我还是非常喜欢生命。我是如此高兴来到尘世,跪谢她生育了我。甚至即便她没有以自己的善心和慷慨做出过其他的好事,对于我来说,赋予我生命就足以证明了她的生命价值。我希望这一感激之情能弥补自己有可能带给她的种种遗憾。为了回报我给予她的这种幸福感,她为自己美好的生育之举而备感骄傲,紧紧握住我的手指,并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后来,当我父亲走过来时,她用食指指着他,微微一笑,仿佛在提醒我说,这个礼物还来自于他。

第七天的夜里,我累垮了,突然陷人沉睡之中。是护士将我摇醒,她惊恐万状地尖叫着:“您快醒醒,您快醒醒!”我的母亲几乎不再能呼吸,双眼骤然之间呈现天蓝色,已经看不到世间万物。她像一只被冻僵的小鸟在我的怀抱中离开尘世。为了将她安放到墓地,我终于走出了家门,发现大街小巷还是原来的大街小巷,黎民百姓还是原来的黎民百姓。但是这些东西诱惑不了我,很快,我又重新走进了自己的隧道,将流亡地变成了一间牢房。因为母亲的原因,原先,我不时会离开书桌,走下楼去,穿越那间摆着座钟的客厅,进入那间眼下已经上锁、大家避而不去的房间。现在她已去世,我再也没有理由离开那间面向橄榄园、有着半扇窗户的房间。在六天六夜中忘掉的那个幽灵重新掌控着我的存在,我的脑袋重新成了一团肌肉,只是按照我正在创作的小说而发挥作用。这个房间成了梨树上方的一间牢房,当梨花如白云一般开满枝头时,那么该是春天来了;然后果实从树枝上掉落,那么该是又一个夏天来到了;然后树叶重新泛黄,那么该是又一个秋天来到了,当树叶凋零,树木裸露在雪地里时,那么该是又一个冬天来到了,然后是第二次如白云一般的梨花开满枝头,那么该是又一个春天来到了,很快又悄无声息地进入到了第三个夏天,第三个秋天,第三个冬天。世界成了越来越温远的记忆,历史人物传到我这里,其反响变得越来越沉闷。再后,我几乎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宣告结束,邓小平接替了毛泽东的位置。在伊朗,礼萨·巴列维国王逃亡国外,国家已经掌握在一个名叫霍梅尼的祭师手中。在尼加拉瓜,独被者索摩查以及其军队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击溃。正如我母亲所言,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瞎子。

突然,在黑暗的隧道中露出一丝光线,它穿透了我失明的视网膜,让我留恋起那个随同两个所爱之人一起被埋葬的世界。我相信,那是在梨树第三次开花和小说写到最后几页时发生的变化。先前,谵妄症让我对世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现在我每写一页,就会引起对它的好奇心,想要消除谵妄症的记忆和迫不及待去恢复旅行、探险和发现。总而言之,是回归到先前的生活。那间由我自行闭锁的牢房由此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客厅内的座钟每六十分钟重复着大本钟的钟鸣声,现在它的回声成了噩梦,甚至是折磨。我像一个怒气冲冲的囚徒那样扑向狱吏,下楼来到客厅里,让座钟停止了机械运转,然后收拾好我的作品,迁居到我家的另一侧,安顿在窗户众多、阳光明媚的一间屋子里。第二天,我恢复阅读报纸、观看电视、回应来电,甚至来到花园中,径直来到游泳池边。我已经有两个夏天没有在里面游过泳,也没有在那里晒过太阳。我的父亲正在清除橄榄园边缘上长出的野草。他抬起了头,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惊讶地说:“你恢复了健康!”我放声大笑,笑声令我不寒而栗,因为在与幽灵和寂静相伴度过的日子里,话题仅仅是死亡。我甚至忘记了如何才能发出笑声,这是我第一次重新听到自己的笑声。几个星期之后,小说完成,我飞往纽约。像一个在黑暗中生活了太长时间的囚徒,我不愿出现在隧道的出口,如何利用这广阔的空间?如何利用这明媚的阳光?如何恢复我失去的习惯、中止的经历和先前的生存方式?再说,刚完成的作品并不能将你在构思小说过程中失去的自由归还给你。犹如一个新生的胎儿,作品需要引导,防备陷阱和阴谋。这再次将你引向当初从事写作时受尽煎熬的痛苦之中。总而言之,我非常清楚,我辛勤耕耘的结果会将我裹挟到一种新的奴役状态中,再次复活了当母亲需要我的时候,那个让我心驰神往的幽灵。

“我无法摆脱他。”我对那位要请我吃饭并给我一个惊喜的朋友说,当我说这句话时,我们刚离开华盛顿市中心不久,他正驱车行驶在弗吉尼亚州的高速公路上。“不管我到什么地方,不管我做什么事,他都如影随形地跟在我的身旁。即便他没有嫉妒我回归生活,即便他无意阻止我这样做,也是如此。”《男人》这部小说于六月份在意大利出版。在取得成功的同时,它也掀起了一阵喧哗。我以往所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那就是噩梦在继续。似乎这还不够,很快它被译成了十五个国家的文字。在每个国家都为此展开了了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推销、表彰和争论活动,从而惟妙惟肖地重现了这个复活的鬼魂。“我无祛摆脱他,因为他是一个至今都不愿意长眠的死者。”

“由于你不能忘怀他,所以他再也不可能长眠。”朋友回答道,“他再也不可能安息,再也不能允许你忘掉他。他将永远纠缠着你,永远在你的身旁,在你的床上,在你的头脑中。现在,你除了学会同我们在一起生活,不允许他封杀你的大脑和智慧外,别无选择。请你别再谈他,做些其他的事,去恢复采访历史。”

我摇了摇头说:“采访历史意味着采访权力,我已经就权力写下了太多的东西。难道那本书不就是关于权力的吗?难道讲述的不正是一个为反对权力而战,而最终为权力所害的人的童话吗?”

“是的,但是它讲述的并不全是权力。比如,它没有讲述如果那个为反对权力而战,而最终为权力所害的人得以生存下来,也上台执政的话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他会表现得很好。”我生气地回答道。

“我也愿意这么想,但是我不能打包票他肯定会表现得很好,权力是一种痼疾,它也能传染到自以为对此有免疫力的人身上。权力是一个魔鬼,它也能将天堂中的天使带到地狱。如果他能生存下来,而且有朝一日上台执政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失去其所有的清白纯洁,干出其他人所干的那些勾当,也就是腐败堕落,成为坏人。你也就不会再去爱他。”

“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真的!”

他将目光始终盯着高速公路,笑了笑说:“是可能的,是真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以这种方式或者以另一种方式上台执政,他们的身上会发生某些变化。这些变化使他们变得丑陋,变得可恶,毁了他们自身和诱使他们毁了自身,即使他们原本想在地球上建立起一个人间乐园。像我一样,你也知道这点。如此看来,即使他们原先是诚实的,现在也会撒谎:即使他们原先是简朴的,现在也会变得虚荣心十足;即使原先是宽容的,现在也会变得蛮横无理,即使原先他们连拍死一只苍蝇都不会,现在也会杀人。谁也摆脱不了权力,不管是在什么层次上,不管是在什么政权中,不管是在民主中,还是在革命中,都是如此。请看看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者:列宁无法摆脱,铁托无法摆脱,卡斯特罗无法摆脱。然而他们举事之初并不是出于恶意邪念。”

“他们是出于以自己的权力来代替别人的权力这一理想而举事的!”“不,他们是出于梦想而举事的。梦想改变世界,使它变得更加美好。为了那个梦想,他们牺牲了平静的生活,甚至是富裕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受到迫害,遭到逮捕,流亡他乡。他们没有个人的野心,或者说,并不总是怀着个人的野心。他们没有想到要撒谎、背叛和杀人。但是他们刚刚打倒了撒谎、背叛和杀人的政权,便自己开始撒谎、背叛和杀人。他们变成了暴君。至于像丘吉尔、罗斯福和戴高乐那样的领导人,今天,没有任何人敢称他们为暴君,但是我可以向你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暴君。不管怎样,我不会将他们誉为清白纯洁的楷模。像人们公认的那些暴君一样,他们也曾背叛、撒谎和杀人。”

“也许他们原本就不是纯洁的,不是清白的。”

“在某些情况下并非如此。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是这样的。他们一旦掌握了指挥权,便不再像过去那样纯洁清白,我可以告诉你,若是圣女贞德成了法兰西的女王,她也不可能保持纯洁清白,我不排除作为军事指挥官,她不会做出某些不光彩的事来,至少某些不公正的事来。即便是火车的列车长,旦擅长于管理乘客时,也会变得狂妄自大的。“

“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我生气地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在黑暗中已经行驶了半个小时,除了高速公路两旁的树木外,什么也看不到,我纳闷为什么他选择了一个如此偏远的地方。

“去一个名为伯克的小城镇。”他含糊不清地回答道。

“如果值得做这样的一次长途旅行,那么应该是一家非同寻常的餐馆。”

“岂止非同寻常,而且是有趣的。”他回答道。

“是什么珍馐佳肴使它变得有趣?”

“珍馐佳肴不重要,重要的是厨师。”他说。

“是一位闻名天下的厨师?”

“原先闻名天下,我之所以说原先闻名天下,是因为现在再也没有人提起他。”

“现在是否仍然是一位手艺高超的厨师?”

“现在是否仍然是一位手艺高超的厨师,或者过去是否是一位手艺高超的厨师,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到他那里吃过饭。”

“如此说来,我们正在去一家你从来没有光顾过的餐馆,你连餐馆里做菜的厨师手艺是否高超也不知道。”我更加生气地惊呼道,“那么至少他是哪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抑或是中国人,这你总该知道吧?”

“是个越南人。”他解释道。此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胡志明已经去世。他原先是一个糕点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厨师。我真的不知道世上还有另一个天下闻名的越南厨师。至于越南的餐馆,我只了解西贡的。唯一对菜脊保留着良好评价的餐馆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我们记者经常光顾的那个小酒馆。我们称它为岘黎利小酒馆,因为它位于黎利街的入口处。我们喜欢它,因为它坐落在市中心,靠近我们的旅馆和办公室,还因为那段时期食物匮乏,在小酒馆里我们能吃到很多美味佳肴:龙虾和淡水虾,辣酱鸡腿和蓬松的巧克力蛋糕。老板是个玩世不恭、神秘莫测的彪形大汉,他从容自在地服务于西贡的渣滓:通敌者、间谍和伴随在那些度假的美国绿色贝雷帽陆战队队员身边的妓女。当你问及他对战争的看法时,他冷笑着说道:“战争很好,战争好极了,因为通过战争人们能挣到一大笔钱。”当时,越共随时都准备着炸毁由度假的美国绿色贝雷帽陆战队队员、伴随在美国人身边的妓女、间谍和通敌者之流所光顾的场所,但是却始终没有对这家餐馆下手。

我的朋友笑了笑调侃说:“莫非他本人就是一个越共?”

我于是给他讲述道:“很可能是的。实际上,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至今仍在从容自在地用龙虾、淡水虾、辣酱鸡腿和蓬松的巧克力蛋糕为客人提供服务。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顾客群由富裕的共产党人组成,当顾客问及他对和平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是:‘和平很好,和平好极了,因为通过和平人们能挣一大笔钱。’据说,他的一位助手就是越共兄弟,在春节攻势中,阮玉湾将军曾当着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制人员的面开了一枪,处决了他。你还记得阮玉湾用手枪顶着那个身穿方格衬衫、双手被绑的年轻人的脑门,向他开枪的那张照片吗?那是一张令人恐惧的照片,还因为那个年轻人是在被抓获的瞬间当场饮弹而亡的,他的面部痉挛成种痛苦的情状。”

Nguyen Ngoc Loan

“我记得。”朋友回答道。

可怕的阮玉湾是西贡的恐怖。当我们继续在黑暗中,在弗吉尼亚州的树木之间驾车前行时,那个通过战争和和平大赚一笔、玩世不恭者的流氓形象渐渐消失而去,转而出现在我面前的是阮玉湾的形象。

我是在1967年的年底,在他的警察局长办公室里认识他的。从体态上来说,我从未见过如此难看的男人。他太难看了,一个乌龟的脑袋和在皮包骨头。没有任何肌内组织的脆弱身躯上,脸部扭曲得不成模样,你可以说是由疯狂的外科医生用两张不同面孔的各一半拼接而成的,在这畸形的躯体上,失去比例的嘴巴直接与脖子相连,见不到下巴的踪影。我看着他,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我在有关越南的书中已经写到过,当我看到他以百般柔情抚摸着一朵又一朵玫瑰花,一片又一片的花瓣时。更增加了我的不安。

“当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抚摸着玫瑰花。共有三朵玫瑰花。当他以那种方式抚摸它们时,给我解释说,他愿意它们在办公桌上永远是新鲜的,每片花瓣上都有一滴晶莹的露珠。只要有一滴露珠就行。他非常喜欢玫瑰花,喜欢它们就像喜欢勃拉姆斯和肖邦的音乐作品那样,每天晚上,他在自己的钢琴上演奏他们的作品。但是他也喜欢巴黎、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他说:‘女士,我是一个浪漫的人,我不可能生活在没有优美和高雅的氛围中。女士,当我想到现在自己不得不关注战争……我是一个军人!女士,我憎恨军队!’”

“我记得,”我的朋友说,“我在书中读到过。”

“当我当面指责他的罪行——对战俘动用酷刑——时,他辩解说,他从来就没有动用过酷刑,让他们出丑露乖。女士,不过是打几拳、扇几个耳光之类的小事而已。是的,有时也有必要动用某种电刑,用毛巾来堵住那些最顽固不化者的鼻子,让他们透不过气来。人们为什么要打坏孩子?女士,为了让他们变成好孩子。越共都是些坏孩子,需要教育他们成为好孩子。对那些吸食毒品的年轻佛教徒也是如此。我不会因为他们的自焚而动情,因为吸食毒品的人感觉不到烧炙的痛苦。女士,您愿意做一个试验吗?您取一条活狗来,给它泼上汽油去烧它。当即它就会骚动不安,痛得狂吠着逃跑。现在,您再取一条吸食了毒品的狗来,给它泼上汽油,点上火,您将会看到它连眼睛也不眨一下,犹如和尚坐化般英勇地忍受下来。”

“我记得,”朋友回答说,“但是我不记得他是怎么上台的,是为了什么。”

“他无意上台,似乎是出于偶然。他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曾就读于法国的圣西尔学院。有一段时期曾与共产党所属的越南独立联盟并肩抗击过法国人。后来投奔到另一方。他喜欢当飞行员、阮高其委派他担任在越南北部的飞行任务。一天,他从河内返航,阮高其请他出任警察局局长。出于军纪的原因,他接受了,但厌恶这一职务。他将其称为普通的职务。女士,我是十一个子女中最大的一个,也是十一个子女中最笨的一个。我的三个妹妹都是医生,我的两个弟弟也是医生,另外三个弟弟是药剂师,其余的两个弟弟是工程师,而我却只是一个将军,一个警察局局长。女士,这是恐怖的事。”

“这也引不起你的一丝宽容之心?”

“引不起我的一丝宽容之心,因为尽管他嘴上这么说,但他还是一意孤行,我行我素。在那三年中,天晓得,他灭绝了多少佛教徒和越共,在那些日子里,他逮捕了受民族解放阵线的派遣前往他那里进行军事谈判的两名使者。当时,他正要枪决该阵线的另外三名成员,尽管美国人竭力劝说他,向他解释这将会使事态恶化。女士,不管美国人愿意与否,我将处决他们。三个月之后,他在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制人员面前处决了那名越共。当即就地处决,甚至可以说残杀了他,因为他连此人究竟是谁都不知道,也不问此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抓获的。阮玉湾将军成了残酷的象征。我憎恨他。我憎恨他,以至在会见中拒绝接受他的香烟。当时,我烟盒中的所有香烟都已经抽完,我摸了摸衣服上的所有口袋,想找出一支烟来抽抽,他随即递给我一支‘高卢人’牌香烟,但是我予以拒绝。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

“你做得不对,因为如果他处在那名越共和其他三名越共的境况下, 那么他们可能会采取同样的方式来枪决他。”

“我知道,那么我也会拒绝他们递给我的香烟。1969年,在河内我拒绝了很多香烟。”

“那么你也做得不对。”

“不,我做得对极了,因为这暴露了他们是像阮玉湾一样的无赖,其实,也大可不必前往北越去发现这点,因为在五月攻势中,他们犯下了种种暴行。比如,在撤出顺化之前,他们逐家挨户进行了杀戮,对那些拒绝帮助他们的家庭用红色的油漆打上十字的记号,不分男女老幼进行了大屠杀。我有照片。那是我刚到顺化时拍摄的。”

“那么你为什么在对待阮玉湾上如此冷酷无情?”

“我不是冷酷无情,我只不过是一如既往写下人们对我所说的东西,我只不过是一如既往写下我的所见所闻。”

“有多种方式可以报道人们的所见所闻。”

“不,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善的描写成善的,恶的描写成恶的。你永远也别想说服我反其道而行之。”

他摇了摇头,车灯照亮了一块路牌,表明已经接近了伯克。“你一直都不知道他的最终去向?”

“知道。似乎他已经死了。不久前,在意大利,乘船逃离的一些越南难民告诉我说,他遭到起诉后已被枪决。不管怎么说,几年前他已经退役,连他的同事也不知其去向。越共的那张照片毁了他,但首先是在五月攻势中,击中其左腿的一梭子子弹毁了他。我在格拉尔医院重新见到他,他因伤卧在病床上,成了一个彻底垮掉的人。他哭泣着,吻着一个小小的耶稣圣像,扪心自问着这般苦难是否是上帝的惩罚。他甚至主张愿意同胡志明和武元甲交谈,告诉他们大家结束这场战争,停止互相残杀,寻求一致。此后,他再也不弹奏勃拉姆斯和肖邦的作品。为了散心,他看小人书《米老鼠和唐老鸭》。”

“但就是这样,你也丝毫不会宽容他。”

“不会,这只能引起我的怜悯。实际上,早先我没有原谅过他。就是在我得知他死去之后,也从来没有原谅过他。”

“但是拒绝宽恕已经死去的一个人你不觉得沉重吗?”

“不觉得沉重。如果死亡足以能抹去他犯下的罪孽,那么连带给人类无穷无尽苦难的阿提拉、希特勒、斯大林以及其他的所有凶善我们都可以宽恕。”

“如果他没有掌握权力的话,也许就不会成为一头凶兽?”

“也许正因为他是一头凶兽,才掌握了权力?我无法看到权力会像一种痼疾,会像一个魔鬼那样,也能使圣人败坏堕落。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与杀害顺化儿童的无知越共相比,阮玉湾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以后再谈这些,”朋友说,“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伯克。”

突然之间,树木开始变得稀疏起来,让位于民房,在我们的右侧出现了伯克的商业中心。在商业中心的尽头,几乎是紧贴着高速公路的地方有一家饭馆。它由五颜六色的灯光照亮,照牌上写有“三大陆”三个字。“是那家饭馆吗?”我失望地问道。实际上,与其说是一家饭馆,还不如说是一家为匆匆过往的汽车司机开设的咖啡店。朋友在停放汽车时回答说:“就是那一家。”我们进入饭店,一切都发生得非常仓促,因为我当即发现,在收款台的后面,一个没有穿西服上衣、忙于给一名顾客结账的人是一个非常难看的矮个子,其脸部扭曲得不成模样,你可以说是由疯狂的外科医生用两张不同面孔的各一半拼接而成的。他就是阮玉湾将军,可怕的阮玉湾,西贡的恐怖。

生活中有的时候,就是在回首往事时也会出现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即便今天我也说不出重逢阮玉湾,而且是在弗吉尼亚州一家饭馆的收款台后与他重逢时的感受。更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发现他并没有被枪决,而是因为我不能将这个不穿西服,在收款台后给一名顾客结账的矮个子与我记忆中的那个穿着军装,在其灭绝者办公室中建议我点燃一条吸食毒品的狗,来诠释佛教徒自焚的将军联系在一起。在我凝视专注的场景中有某种令人迷惑不解的东西。这种迷惑不解的东西比起在格拉尔医院所受苦难对他的羞辱和惩罚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得更确切些,是比他一死了之对他的羞辱和惩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应该心知肚明,因为他愤慨而无奈地站在那里,是以一种令人难以觉察的动作将钱塞进口袋,似乎因接受小费而感到羞愧。可怕的阮玉湾、西贡的恐怖、百万富翁之子、花花公子和家中的宠儿。“女士,您千万别以为我是为了那笔政府酬劳我的薪金才答应管理国家警察局的。女士,每月两万五千越南盾的薪金,对我来说,它还不足以支付我司机的劳务费。”

突然,他抬起头,认出了我,很快发出了可以同在格拉尔医院破涕为笑时发出的抽泣声相比拟的抽泣声。“是您,是您!”每说到“您”时,惊叫声让顾客们吓了一大跳,引起他们迷茫不解的耳语声:“你怎么啦,感到不舒服吗?”然后,他泪流满面,站起身,瘸着腿向我走来。我因惊讶和尴尬而呆立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他。然后,他疯狂地紧紧与我拥抱。“您一点儿都没有变!您身体很好!您没有死!我还以为您已经死了呢!”

“将军,我死了?”

“是的,是的。在西贡有人告诉我说,您在墨西哥城遇难了!”

“但是我没有死,我仅仅是受了一点儿伤而已!反倒是我以为……因为有人告诉我说……总而言之,有传言说,您被北越人枪决了。”

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与我拉开了距离,重新寻找合适的话来镇静自己。他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我能原谅他。也许我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吃顿晚饭而已,而他用冲动的感情打扰了我。事实是与我再次相遇令他欣喜无比,为能重逢一位能让他想起过去的人而激动不已。“陪我前来的先生是否同我一起吃饭?是的。”“很好,先生,晚上好,请跟我来。”他还是病腿而行,将我们带到一张餐桌旁,递给我们一份菜单。“我建议你们吃姜汁海鳌虾,它们特别鲜美可口。这是我的私家菜谱,今天由我的妻子掌勺。但是头道菜,我愿意选择醋汁胡椒粉焖螃蟹。醋汁胡椒粉焖螃蟹和姜汁海螯虾之后还要什么?好吧,如果你们还有胃口,过一会儿再告诉我。 ‘三大陆’提供的每份菜的分量都是很足的。”他跛着腿渐渐远去,仿佛腿是木头做的,每一步都击打在地板上。很快,他端着两份醋汁螃蟹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用毛巾精心地擦干净餐桌,轻轻地将盘子放在上面,接着说道:“请你们慢用,请你们慢用。”似乎他非常注重谦虚有礼,以彰显一个饭店老板的热情周到。

螃蟹鲜美极了,海螯虾也非常可口,但是我对设下圈套的朋友的反感却让我大倒胃口。他就是百般辩解也是枉费口舌。他声称自己无意作弄我,而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

“我不喜欢某些惊喜。这些惊喜是作弄人。”

“这是为什么?他如此彬彬有礼,如此古道热肠,现在,他像一个无可挑剔的服务员那样热情地招待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擦桌子的吗?看见他是怎么放盘子的吗?”

“是的,正是这些让我感到不舒服。去羞辱一个人不是一件好事,不管这个人是谁。”

“他没有受到羞辱。他在从事自己的工作。带着尊严从事自己的工作。”“你这样说是因为现在你不了解他,当他在台上执政时,你也不了解他。整个国家都在他的手中,他的权威远远高出总理和总统。他是唯一个敢于顶撞美国人的人。我本来愿意知道他已一命鸣呼。你为什么偏要把我带到这里来?”

“为了向你表明,现在他是另外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表明一个人一旦失去了政权,就会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在格拉尔医院我早就明白了这点。”

“不,在格拉尔医院,他仍然是阮玉湾将军,也就是西贡最有权势的人。他当时在病床上忍受苦难事并没有削弱他警察局长的地位。现在,则大不相同,他成了一个不幸的人,烹调姜计海螯虾,为‘三大陆’饭馆丰盛的每份菜做宣传。”

“胡志明也从事过手艺活儿,但这不能阻止他改变历史。你把权力再交还给阮玉湾,你瞧着吧,他将重新成为过去那样的凶兽。”

“我对此持有怀疑。经过类似的地震,一个人没有改变是说不过去的。胡志明烘烤蛋糕是在执政之前,而不是在执政之后。但是即使我说得不对,这照样证明是权力使人们变坏,而不是相反。”

“不,它证明人是可恶的。”

我们就这样一直讨论到最后一个顾客离开,饭店变得空空荡高,阮玉湾跛着腿走近我们。“吃得好吗?”“很好,谢谢。”每份菜都在丰盛吗?”“确实很丰盛,谢谢。”“想吃点儿甜食吗?”“不了,谢谢。”“那么我们同他一起喝上一杯,来聊聊天。”“非常愿意,谢谢。”他将张椅子挪到餐桌旁,安排好那条瘸腿,也就是用双手将瘸现在膝盖处弯由,然后说道:“想看看这条腿吗?”不等回答,他就撩起裤腿,以魔术师的手法,突然将它展现出来。

“那就是我的秀美之腿。这不是一条秀美之腿吗?”

它不是一条秀美之腿, 而是一条我从未见过的最糟糕透顶的人工之腿。它有着像芭蕾舞演员那样丰满匀称的腿,结实的腿肚子和纤细的踝骨,但在活动关节上做得相糙笨拙,谁知道为什么它被漆上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紫玫瑰色。你要知道,这种紫玫瑰色又称为夏帕瑞丽玫瑰色,在50年代,深受好莱坞电影女演员的喜爱,用于晚礼服和装饰品。与其说突然之际我为自己一直没有怀疑过的肢体残缺感到震惊和不安,还不知说为那种颜色感到震惊和不安。我迷茫地在视着它,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说出话来。

“阮玉湾,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我没有想象到,在医院里,似乎他们能保住您的那条腿……”

“但是他们截去了我的那条腿。因为坏疽侵入了骨头。”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

“选择另一种颜色的假肢,另一种形状不大可笑的假肢?当时,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们回答说,根据我的尺码大小,这是现有的唯一一个假肢。在那些日子里,西贡假肢畅销,男人需要的假肢是女人的两倍。您记得吗?我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

“但是后来呢?”

“后来,我就习惯了。现在已经喜欢上了它,用得很好,为什么还要替换它呢?一个能与我的肤色相匹配的上等男式假肢价值超过九百美元。用同样多的钱,您知道我能为我的饭馆购买到多少鲜鱼和多少蔬菜?”

“我感到遗憾,阮玉湾。”

“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这些并不是举足轻重的东西,我有着比女式玫瑰色假肢更惨重的痛苦。比如,您给我的痛苦。”

“我?”

“是的,是您。通过您的那本书,通过那本书的封面。那本有关越南、被译成法文的书的封面。您忘了吗?”

我没有忘。在那本书的封面上有阮玉湾向越共开枪的照片。因为那本书的封面,我同法国出版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向他怒吼道这个封面是不公正的,与书中的内容不符,因为我的书讲述的是战争中这一方和另一方的可耻行径。而阮玉湾向越共开枪的照片只是谴责了一方的可耻行径。他指责我以此照片给他带来的痛苦远比他失去一条腿。用一件可笑的人工制品来替代它而引起的痛苦要惨重得多。但是我认为这有点儿言过其实。我没有杀害越共,照片不是伪造的。它更不是一张不知名的照片。用作宣传画的这张照片被全世界的报纸刊登和转载,在电视台播出,成了越南悲剧的本身象征。

我生气地对他说:“阮玉湾,那不是我选择的封面。不管是对是错,有人选择了它,选择了张早已闻名天下的照片。”

“但是此前在西贡,从来没有人见到过这张照片。因为您的书它才西贡声名鹊起。1971年,您的法文版书籍突然风行全城。到处都能见到,在书店,在每家每户,在办公场所。就像日历那样,人手一册。您不知道吗?”

“不,我不知道,因为1971年我不在越南,我去了印度—巴基斯坦战场。1972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其他地方,如印度,巴基斯坦和约旦,只有在圣诞节前后我采访阮文绍时,重返过西贡。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说,我的书也销售到了那里。”

他痛苦地笑了笑说:“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您?我再说一遍,但是他们人人都有那本书。如果他们没有那本书,会向别人借阅的。即使他们目不识丁,也会浏览书的封面。越共利用它作为宣传工具,我在政府中的政敌利用它来表明一个如此声名狼藉的家伙不应该被委以重任。为此我不得不离开军队……后来,我在一次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参加的战斗中负了重伤。但是对他们来说,此事无关紧要。一天,他们把那本书交给了自己的子女,带到学校,也就是我的孩子上学的学校。我的孩子见到了这本书。他们一回到家,就心烦意乱地声称不愿意再去上学。我的妻子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回答说,在学校里有一本书,在书中,他们见到爸爸在杀人。其他的孩子都异口同声地说,爸爸是个杀人凶手。爸爸不是一个杀人凶手,爸爸是个战士,我的妻子解释道。人们不会因为听到这些可怕的事而感到羞愧吗?不会,因为战士是向开枪的人开枪,可是爸爸是向着一个没有开枪的人,一个双手被绑的人开了枪,我的孩子们回答道。人们可以从书籍的封面上看到。我不得不从学校中撤掉了那些书,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说服他们,我不是一个杀人凶手,我是一个战士,我向一个向我开枪的人开了枪。在那一瞬间,他没有开枪,但是在此之前开了枪。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说服他们,当他没有开枪时,我在开枪时出了什么差池的话,那么我会为此付出或行将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噢,这是否是您给我带来的痛苦?”

“阮玉湾,那么为什么您还以高极而位和用抱来向我同好?为什么您发现我没有死反而显得如此高兴?”

“因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始终是个知足的人,因为有些事我得归功于您。是您引导我明白了一个老实人该做什么。您要知道,我被所有的人抛弃,被所有的人拒之门外,靠着这条玫瑰色的假肢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因为他们解除了我的一切职务,迫使我离开军队。那时,我就反复读了您的那本书。特别是有关我们会见的那一章,终于我对自己说:这个女人说得有道理,发号施令的人永远是坏人。今天,人们对我采取的态度不就是当年我当将军和警察局长时,我对别人采取的态度吗?此外,你说得有道理,在西贡的最后几天,我更好地明白了。实际上,本来有能力帮助我的那些人压根儿就不关心去派人寻找我,当我去寻找他们时,却被拒之门外。我能够成功地离开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后来,他向我讲述了是如何离开西贡的:他挤在那股争相登上直升机的汹涌人流中,因受玫瑰色假肢的阻碍,紧紧抓住妻子和子女,以免在人群中失散和遭到践踏。他抛弃了百万富翁家的琼楼玉宇,撇下了所有的家产、高贵典雅的家具、精美绝伦的瓷器、刺绣的丝织品和银行存款,随身只带了一个装有牙刷和衣服的皮包。一想到他是阮玉湾——阮玉湾将军,曾经掌控着整个越南南方的人——不禁羞愧满面。他边哭边讲述着,顾不得在场的我和我的朋友以及后来在某一时刻静静来到的妻子,便再次不加节制地抽噎起来。他的妻子抚摸着他的肩膀,怀着敌意注视着我。我默默地倾听着他的诉说。多年来,我始终对他恨之人骨,而现在却再也恨不起来,甚至有时觉得他的罪行再也算不上什么。我想得更多的是接替其职务者的罪行,接替者以人民的名义、以祖国的名义和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像他过去那样撒谎,像他过去那样逮捕人,像他过去那样枪决人,像他过去那样搞恐怖。这难道不是意味着我的朋友坚信的论点是无可辨驳的吗?这难道不是意味着我处在阮玉湾以及其继承者的位置上,也与他们是一丘之貉吗?这难道不是意味着我深爱的那个男人如果还活着,上台执政的话,也会干出种种无耻勾当,天晓得是怎样的无耻勾当,不管怎样,他会失去所有的清白和纯洁?

凌晨两点,我说要走了,“请稍等片刻,我得首先给您一样东西。”阮玉湾回答说,他依靠双手伸开假肢站起身来,迈开步子,走向收款台。在地板上发出隆隆响声。过不多久,我听到他返回的脚步声,当一个方形的物品从空中落到餐桌上,轻轻地发出“啪”的一声时,他已经到了我的身后。由于餐馆几乎笼罩在黑暗中,我一时没有看清楚究音是什么物品。但是后来我看清楚了,那是一包“高卢人”牌香烟。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在我们驱车沿着高速公路从伯克返回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时,我的朋友问道。

“没有。”我转动着手指间的那盒“高卢人”牌香烟回答道。

“那么你会重新开始采访历史和权力?”他带着完成了使命后如释重负的神态接着又问。

“是的。”我打开了烟盒,点燃起一支“高卢人” 牌香烟回答道。“你要知道,说到底,采访历史和权力就同采访生活是一样的。”他带着确信自己是胜利者的神态继续说道。

“这我知道。”我回答道,“我不知道的是这次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朋友追问道。

“因为现在我已经理解了生活,我是一个备受怀疑折磨的人,而怀疑是在理解生活中产生的。理解生活并不是令人欣慰的,而是令人恐惧的。它意味着失去了在理解生活之前所依赖的参照物:善和恶,真和假,公正和不公正。当生活是不可思议的谜团时,那么你会去探索,那些参照物成为可靠的东西,会让你毫不犹豫地走上正道,表达出正确的见解。相反,当你发现善与恶如同真与假、公正与不公正那样成为观点时,那么你会觉得每条路都是不确定的,每种见解都是武断的。你只会感到你的怀疑和你的孤独是可靠的。我不愿意从一条隧道中走出来,而进人另一条更漫长、更黑暗的隧道中。”

在弗吉尼亚州的那天夜里,我没有理会到自己触及了唯一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