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以冲突后重读《采访权力》

2024-07-30 Tom

很难相信在21世纪还会发生种族灭绝，2023年10月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却是最新例证。在《仇恨的起源》影评一文中，我力求理解现代战争冲突的原因，那篇文章基本就是为巴以冲突而写的，影片中抛出的问题原因也正能从这一场新一轮冲突中找到影子。讽刺地是，拥有先进武器、将加沙地带海陆空封锁的以色列，将加沙地带变成一个巨大的露天监狱，却以受害者自居。这便是“受害者竞争”现象的滑稽一幕。为了深入理解各方真实的心理态度，法拉奇的报告文学绝对是最出色的材料，犀利而独到，她采访了巴勒斯坦人拉斯米亚·奥德（Rasmea Odeh，在下文中又称“拉希达·阿布黑多”，她策划了1969年耶路撒冷超市爆炸事件）和前以色列总理沙龙（Ariel Sharon）。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阅读，它仍然还没有过时。

对拉希达·阿布黑多的采访 —— “新生儿对你来说是敌人吗？”

她像一个尼姑，她有着尼姑们绵里藏针的端庄，并以此风格丑化自己，尽管她长得一点儿都不难看。譬如她的小脸很可爱：绿色的眼睛，高高的颧骨，线条分明的嘴唇。她的身材娇小，看来精力充沛，没有瑕疵。但是她额前那绺油腻的黑发和她那用灰绿色布缝成的、难以设想为制服的且比她的尺寸大了三号的衣服毁坏了她的整体形象。刻意表现出的不修边幅是对你的恶意攻击。看了她第一眼，你就会不想再同她握手。她坐在那里微微向你俯身，强迫你像臣民亲吻女皇的脚似的向她行礼。我暗骂道：“没有教养！”她的手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手。绿色的眼睛通过她那傲慢的更是挑衅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她以好斗的口吻吐字清晰地轻声说：“拉希达·阿布黑多，很高兴认识您。”然后她似乎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让自己在大沙发的靠背前坐舒服了。这张沙发放置在客厅的尽头，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我这么说是因为在场的还有很多人，他们坐在前面的大厅里。她在台上，其余的人都在大厅里。他们中间有一位准备当翻译的女士；她的丈夫，怀着令人生疑的关注默默地凝视着我；一个长得和蔼可亲、满脸胡须的年轻人；还有安排这次会晤的房主娜嘉特。
和她一样，他们都属于人民阵线，也就是毛派运动，在法塔赫[原文如此，疑应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都属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原书注]中以鼓吹用破坏和恐怖进行斗争而出名。但是，与她相反，其他人都衣着讲究、亲切、平庸。人们会认为是在罗马而不是在安曼，在有钱的、时髦的共产党员中间，就是那种假装要为无产阶级去献身，然而却和公主们睡觉的人。那位准备当翻译的女人喜欢去拉帕洛度假，穿的是意大利的皮鞋。娜嘉特，一位棕色头发的美女，同一位富有的工程师结了婚，是城里最矫揉造作的姑娘。在一个星期中，我从未见过她穿同一件衣服，也从未见过她有错误的衣饰搭配。她总是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浑身散发出香气，配上整套的夹克和长裤或者迷你裙。当你听她说“我累了，因为我参加了演习，我的一个肩膀酸痛，因为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的反冲力很强”的时候，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今天晚上她穿了一套法国时装，她的风度是如此的优雅，以至相比之下，那个穿着制服的尼姑更令人不安了。也许你知道她是谁。她就是1969年2月21日在耶路撒冷的超级市场引爆了两颗炸弹，造成一起重大惨案的人。她就是十天后，又将第三颗炸弹放置在希伯来大学咖啡馆的人。她就是调动了整个以色列警方，在三个月内制造了多少个只有上帝知道的逮捕、镇压等悲剧的人。她就是人民阵线用来执行最血腥任务的人。她今年二十三岁，原来是学校老师。她的照片被张贴在每个路口，配有“通缉或格杀勿论”的字样。这是英雄的执照。她的傲慢和挑鲜的语气，现在又加上了自负的表情，就像一些明星需要面对好奇的记者时那样炫耀自己。
我坐在靠近她的沙发上。我抛开一切客套，打开了录音机：“我要知道你的故事，拉希达。你在哪里出生，你的父母是谁，你怎么会去干你所干过的事情。”她扬起一条带有讽刺意味的眉毛，从口袋里掏出条手绢，擤了擤鼻涕，慢慢地把手绢放回口袋里，清了清嗓子，又叹了口气，开始回答。
拉希达·阿布黑多（以下简称“拉”）： 我出生在耶路撒冷，我的父母相当有钱，都是随大流的人，也是听天由命的人。他们没有为保卫巴勒斯坦做过任何事情，也从来没有引导我去战斗。可是，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对过去的叙述影响了我。我的母亲不断地重复她乘火车去雅法，从火车的小窗可以看到地中海美丽的碧水蓝天。我的父亲总是埋怨那个逃难的晚上，一条胳膊抱着我的妹妹，另一条胳膊抱着我。他还告诉我1948年前存在的政党，所有的政党由于妥协和放下武器而犯了错误，但是他的党比其他党的过错少一点儿，等等。然后他指给我看在分界线那边的以色列土地上的我们原来的家。从我们的窗户可以看到它，我认为，是的，这些都对我起了作用。我在睡觉前总是愤怒地向它望去。每逢圣诞节，我看到阿拉伯人拥挤在封锁线上，为了过来看望难民亲戚。他们痛哭，他们丢了孩子、丢了行李包裹。形象很丑陋，毫无尊严，使你感到有必要做点儿什么。1962年，当我加入了阿拉伯民族运动，也就是今天的人民阵线，我才发现应该做的是什么。那时我十五岁，我什么也没有告诉父母。他们会吓环的，他们不会理解。而且，那时也只是开开支部会、上上政治课和举行被约旦士兵镇压的示威游行。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 你是怎么和那个运动联系上的？
拉：在学校。他们在学生中招募成员。后来到了1967年，耶路撒冷被占领，杰里科被占领，约旦河以东领土被占领。那时候我不在，我在科威特，我在海湾一个小城的中学教书。我是被迫去那里的，因为约旦的学校对巴勒斯坦老师没有好感。耶路撒冷的沦陷使我处在完全懵懂的状态。我是如此的感到屈辱，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不知道应该如何反抗。其他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的命运毫不关心，它们永远也不会为解放巴勒斯坦费心，所以必须由我们自己解放自己。弄明白这一点是需要时间的。那么为什么我留在那个学校教孩子们？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说明白点儿，我把教书视同娱乐，但是最终我必须放弃教书，我辞职后来到安曼，马上报名加入了由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训练的第一个妇女小组。参加的人都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姑娘，其中有学生或像我一样的老师。因劫持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飞机而被关进瑞士监狱的阿米娜·达赫布尔，劫持环球航空公司飞机的莱拉·哈立德，还有犹太复国主义暴行的第一个受害者苏海拉·阿布·马扎勒都属于这个小组。
（我打断了她的讲话：对这个名字我也很熟悉，因为你到哪里都能看到这个名字被加以英雄的称号。在西方报刊的报道中我了解到她死于非命。有的说在战斗中死亡，有的说死于酷刑。）
法：拉希达，苏海拉·阿布·马扎勒是怎么死的？
拉：死于不幸。她为特拉维夫的一次行动制作炸弹，但炸弹在她的手中爆炸了。为什么要问？
法：随便问问。给我讲讲训练的事，拉希达。
拉：啊，非常艰苦。需要有坚强的意志来完成。行军，操练，负重。苏海拉反复强调说：“必须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为此，我最后选择了有关爆炸的这个特殊课程。这是特工人员的必修课，除了实际操作爆炸外，还需要学习地形学、摄影、收集情报等。我们的教导员指望妇女们能有惊人之举，因为人们不会想到一个阿拉伯女孩会干某些事情。我在偷拍方面，尤其在制造定时炸弹方面，表现出色。摆弄炸弹成为我的最爱，我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从小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怕黑暗。有时候课程持续十五天，有时候两个月或四个月。我的课程很长，非常长，因为我需要学会如何进入被占领的领土。我和我的同志们一起多次过河。那个时候过河不是非常困难，因为还不存在光电屏障。但是第一次可不是开玩笑的，我很紧张，准备好去死。但是我很快到了耶路撒冷，作为特工在那里住下。
法：告诉我超市的两颗炸弹，拉希达。
拉：啊，那是我为父辈报仇的第一次行动。应该说是我自己构想的，一个人准备，一个人完成的。我已经参加过很多类似的破坏活动，我能够自由自在地来来往往。而且我还有一张以色列的居民身份证，可以不引起怀疑地出入任何地方。由于我和我的父母重新住在一起，不时地消失也不会引起注意。攻击超市的想法产生在阿米娜在苏黎世被捕后的第四天和阿卜杜拉的去世之后。请记住，阿卜杜拉是在与以色列人的枪战中身亡的。要为阿卜杜拉的死报仇，要向摩西·达扬表明他所说的话是错误的。摩西·达扬认为人民阵线在国外行动是因为它没有能力在以色列活动。此外，还必须对他们轰炸伊尔比德和萨勒特作出回应。他们不是杀害了平民吗？我们也要杀害平民。再说，我们不把任何一个以色列人看做平民，而是军人，是犹太复国主义集团的一员。
法：如果是一个小孩，拉希达？如果是个新生儿呢？
（绿色的眼睛燃起了怒火，愤怒地说了些什么，翻译没有译给我听，然后马上引发了一场所有人都参与的讨论，包括娜嘉特和有着一张和蔼可亲脸庞的年轻人。他们讲的是阿拉伯语，此起彼伏的话语乱成一片，似乎在争吵什么，不时能听到祈求的叫声：“拉希达！”但是拉希达不予理睬，像一个任性的小孩那样耸耸肩膀，直到娜嘉特低声发出果断的命令时，她才安静了下来，露出冷冰冰的微笑来反驳我。）
拉：当我进行爆炸物训练的时候，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罪犯。我记得另一件事，也是发生在超市的。一天，我去那里进行侦察，看见两个犹太小孩，非常小，非常可爱。我本能地弯下身子拥抱他们。当我拥抱他们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在村庄里被杀在街上被机枪扫射、被凝固汽油弹烧死的我们的孩子。耳边响起了那些人在说：死了更好，再也不会成为敢死队队员了。于是，我推开孩子站了起来。我命令自己说：永远不再这样做，拉希达，他们残杀我们的孩子，你要去残杀他们的孩子。而且，如果这两个孩子死了，或者其他的孩子和他们一样死去，我会告诉自己，不是我将他们杀害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迫使我去投掷炸弹的。我为和平而战，以几个孩子的生命换得和平是值得的。当我们真正的革命实现时，将会死去许多孩子，因为今天只是开始。但是孩子死得越多，犹太复国主义者会越明白是他们该离开的时候了。你同意吗？我有道理吗？
法：不，拉希达。
（更加激烈的讨论又开始了。长着一张和蔼可亲脸庞的年轻人向我投来了和解和恳求的目光。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在受折磨的感觉，使你会提出他是谁的疑问。后来，大家喝了点儿茶后，采访得以继续。）
法：你为什么选择了超市，拉希达？
拉：因为那是个好地方，总是挤满了人。有那么十几天，我在各个时段都去那里观察什么时间人最多，确定为上午十一点钟。我了解了超市开门和关门的时间，人群最集中的地方以及我从秘密基地取炸弹到达超市所需要的时间。去那里时我的穿着打扮看来像个以色列女孩而不是阿拉伯姑娘。我常常穿迷你裙，有时也穿长裤，并且总是戴上大墨镜。非常有趣，我总能够发现一些有趣的新情况。例如，如果我提了东西，从基地到超市的时间就会长一些。最后，一切准备就绪，我又去买了两桶果酱。非常大，每桶重达五磅，是马口铁的，正好是我需要的。
法：为了装炸弹？
拉：当然。具体想法是把两个桶倒空，在里面装满炸药，把它们放回原来的地方。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我去了秘密基地，在几个同志的帮助下，我打开了铁桶。我们把果酱几乎全部倒了出来，装进设有定时装置的炸弹，然后把盖子焊接封好，让人看不出曾经打开过……
法：是什么果酱，拉希达？
拉：是杏子酱，为什么问这个？
法：没有什么……我再也不吃杏子酱了。
（拉希达放声大笑，直至引发了咳嗽。）
拉：而我却吃了杏子酱。味道很好。吃完以后我就睡了。
法：你睡得好吗，拉希达？
拉：像天使一样。早上五点钟我醒过来，感到美妙清新。我穿上漂亮的查尔斯顿式的长裤，就是裤腿紧贴大腿部位、脚踝部宽大的那一款式；仔细梳好头发，在眼部化了妆，涂了口红。我看起来非常可爱，我的同志们向我祝贺：“拉希达！”一切准备好后，我把果酱桶放进一个背包里，就是那种双肩背包。以色列妇女买菜时常用的背包。啊，多么沉的包包！像一块岩石！炸弹比果酱要重一倍。这就是为什么在训练中要让你适应负重。
法：你那时的感觉是什么，拉希达？紧张，平静？
拉：平静，而且快乐。我前几天是那么紧张，此时感到一身轻松。那是一个天空蔚蓝、阳光明媚的早晨。是个好兆头。尽管背包沉重，我走得很轻松，我把两颗炸弹当做一东鲜花。是的，我说的是鲜花。在路卡，以色列士兵对人们进行检查，但是我卖弄风骚地对他们微笑，不等他们开口我就打开了背包说道：“真主保佑，要看看我的果酱吗？”他们看了看我的果酱，客气地让我往前走。不，我没有直接去超市我先去了哪里是我的事，与你无关。九点过一点儿我到了超市。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电影《阿尔及利亚的战斗》中的一个片段，一天早晨三个妇女出发到非军事目标安置炸弹。三人中有一个姑娘和拉希达长得惊人的的相似：小巧玲珑，穿着长裤。走过路卡时，她向法国士兵眨眼，卖弄风骚。不知道拉希达是否看过这部电影。也许看过。我想等她结束讲述时再问她。但是后来我忘了，也许是为了早点儿离开而故意忘的。）
法：我……没有想什么。当你进入超市后发生了什么，拉希达？
拉：我很快进了超市，马上拿了购物车，就是那种带金属筐、下有轮子的、用来放东西的车。超市是自助式的，可以方便地活动。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把两个果酱桶从我的背包里取出来放到购物车中。我用体积小一点儿、分量没有那么重的东西预先做过试验。但是取这么大的桶就不一样了。有那么几秒钟，我害怕引起旁人注意。我必须让自己镇静下来，不能环视是否有人在注意着我，不然我的动作就会不自然。很快桶被放到了购物车中。把它们放到该放的地方，但不是我原来取走桶的地方，因为那里不是理想的位置。在基地我把两枚炸弹的爆炸时间定为相隔五分钟，因而它们中的一个会在另一个爆炸前五分钟爆炸。我决定把后面爆炸的一颗放在超市的最里边，而另外颗放在门旁，那里有一个摆满了啤酒瓶和瓶瓶罐罐的架子。
法：为什么，拉希达？
拉：因为超市的门与啤酒瓶和瓶瓶罐罐一样都是玻璃的。爆炸发生后，它们的碎片将四处飞溅，会造成更大的伤亡。玻璃是可怕的：被高速抛出去的玻璃能斩首，它的小细粒也是致命的。不仅如此、第一颗炸弹的爆炸会将出入口堵死，于是幸存者就会往超市的里面逃命，而在那里，五分钟后，他们就会遭遇第二颗炸弹的爆炸。如果运气好，警察来得很快，还有可能干掉一批警察。
（她开心、快乐地大笑，又引起了剧烈的咳嗽。）
法：别笑，拉希达。继续你的叙述，拉希达。
拉：我还是没有去注意是否有人看我，把两个桶放到了我决定放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觉察到我，因为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干我的事情。我只记得一个戴着帽子、高高个儿的男子，盯着我看。但是我认为他盯着我看是因为他喜欢我。我已经告诉过你，我那个早晨非常可爱。后来，当第二个桶也上了架后，我又买了点儿东西，只是为了不空着手出去。我买了一个厨房用的围裙、两块巧克力，还有其他一些零碎。我不想给犹太人太多的钱。
法：你还买了点儿什么，拉希达？
拉：小酸黄瓜。小酸洋葱。我都很喜欢。我也喜欢有馅的橄榄。但是你问这些干什么？心理测试吗？
法：如果你这样想也可以。你把那些小黄瓜和小洋葱都吃了吗？
拉：当然喽。我把它们带回家吃了，那不是吃冷盘的合适时间。我记得我的母亲说：“那些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我回答说：“我在市场里买的。”但是这些事和你有什么相干？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超市吧。我预先打算做这些事用十五分钟，也确实用了十五分钟。于是，我付了钱离开超市回到家中。在家里吃了早饭就休息了。有一个小时什么事我都不记得了。十一点整的时候我打开收音机听新闻。设定炸弹爆炸时是在六点和六点零五分，设定使它们在五小时后爆炸，也就是爆炸的时间应该在十一点和十一点零五分，也就是人们前往购物的高峰时间。我打开收音机是为了确认和知道……有没有儿童在这次行动中死亡。
法：别提这个了，拉希达。我不相信，拉希达。收音机说什么了？
拉：说在超市发生了袭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和十一人受伤。我很失望，只有两人死亡，于是到街上去打听真实情况。以色列电台从来不讲实话。事实是两颗炸弹造成了二十七人死亡，六十人受伤，其中十五人伤势严重。好吧，我感到好受一点儿，尽管不是十分满意。我的基地的军事专家们说过一颗炸弹可以炸死二十五米范围内的所有人。早上十一点，超市里的人从来不会少于三百五十人，还有近百的工作人员。
法：拉希达，你们，干脆说你，对那些死去的人没有产生任何同情心吗？
拉：真的没有。他们对待我们和杀害我们的方式消除了我们对他们的一切怜悯。很久以来，我已经忘记了“怜悯”这个词的含义，甚至一说这个词我就会感到厌恶。听说在那家超市里也有阿拉伯人。不在乎。如果真有，就让他们吸取教训，不要去犹太人的商店，不要把钱送给犹太人。我们阿拉伯人有自己的店，真正的阿拉伯人是去那里购物的。
法：拉希达，当你证实你想要的事情已经发生后你干什么去了？
拉：我对母亲说：“再见，妈妈，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妈妈回答说：“好吧，早一点儿回来，小心点儿。”我关上了大门，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要想方设法躲藏起来，即使在我的家人被捕后也不再出现。他们被抓起来了。在人民阵线宣布对这次行动负责后，以色列人立刻冲向那些属于阵线的人。他们制作了非常确切、非常详细的卡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档案。在他们抓到的人中间，有一个同志知道我的一切。于是他们对他用刑，他坚持了三天：这是一条规定，三天的时间就足以使我们脱险。三天后，他说出了我的名字。于是警察就来抓我，当然没有找到我，就把我的家庭成员全带走了。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和小孩。很快他们释放了我的母亲和小孩，我的父亲被关了三个月，我的姐姐被关的时间更长。在审讯中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事实是我的父亲和我的姐姐什么都不知道。
法：那么你干什么了，拉希达？
拉：我到了一个秘密基地，为希伯来大学的咖啡馆爆炸准备一颗炸弹。这件事发生在3月2日，可惜我没能去安放炸弹，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只有二十八名学生受伤，无人死亡，而我的处境越来越糟，到处张贴着我的照片，警方更是歇斯底里地寻找我。我必须离开基地，从那一刻起，我得完全靠自己摆脱困境。我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今晚住这里，明晚住那里。在街上，我总感觉有人跟踪我。有一天，一辆汽车近距离地尾随了我近两小时。我相信他们很犹豫是否扣留我因为我完全变了样儿，穿得像个乞丐。我成功地摆脱了他们的跟踪，在一条小巷里，我绝望地敲开一扇大门。开门的是一个男人，我就开始哭泣，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孤苦伶行的一个人，恳求他出于仁慈雇用我。他感动了，雇用了我，我在那里待了十天。到了第十天，我认为该是消失的时候了。我一离开，以色列警察就到了，把那个男人抓了起来。在审讯中，尽管他一点儿都不知道我的情况，却被判处三年徒刑。他现在还在监狱里。
法：你为此感到遗憾吗，拉希达？
拉：我有什么办法？是他们把他关进监狱的，又不是我。而我受了这么多的折磨，三个月的不断追捕。
法：我相信，但你引爆了三颗炸弹！那么你是怎么回到约旦的，拉希达？
拉：和阵线的一群军人在一个晚上越过边境线的。并不简单，我们得在河里躲藏好几个小时，喝了许多那里的脏水。我到现在还在生病，但是在这里我一样参加行动，唯一使我痛心的是我不能再在以色列的地盘上安置炸弹了。
法：不再看见你的父母，把他们送进监狱，没有使你痛心吗？
拉：我个人的生活算不了什么，在我的生活中没有感情和留恋过去的空间。我一直认为我的父母是好人，我们之间存在很好的关系，但是有比他们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祖国。至于监狱，倒使他们有所觉醒：他们不再屈从和漠不关心。例如，他们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平安无事，但是他们拒绝这样做。他们说我们永远不离开自己的土地。如果真主允许……
法：你相信真主，拉希达？
拉：不，我想不。我的宗教一直是我的祖国。和祖国在一起的是社会主义。我一直要求对事物有一个科学的解释，但是真主没有做出科学的解释，而社会主义做了。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我仔细地研究过。不久我还要读《资本论》——我们基地已经有这个计划。我要在结婚前把它读完。
法：你要结婚，拉希达？
拉：是的，一个月以后。我的未婚夫就是这个人。
（她指了指那个有着和蔼可亲脸庞的小伙子。他微微有点儿脸红，似乎要把自己埋在沙发里。）
法：祝贺你。你不是说在你的生活中没有感情的空间吗？
拉：我说自己只从科学的观点来理解事物，而我的婚姻是你不能想象的最科学的事情。他和我一样是共产主义者，和我一样是敢死队队员。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一致的。还有，我们互相吸引，能满足这种愿望的难道不是科学吗？婚姻不会阻止我们去战斗，我们不建立家庭。我们的协议是每个月见面三次，而且仅仅是在不妨碍我们敢死队队员应尽的职责的情况下。我们不要孩子。这不只是因为如果我怀孕就不能再战斗，而我的最大的梦想是参加战斗，而且也因为我不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孩子带到世界上来。生孩子有什么用？让他们去死或成为孤儿？
于是她的未婚夫站了起来，他叫萨伊尔。他带着请求原谅的神情走过来坐在我身边。他以小羊羔似的眼神看着我，以非常甜蜜的口吻甜得和他的脸庞一样说道，他认识拉希达已经有三年了，那时候她在科威特教书，他在大学攻读心理学。“作为人我喜欢她，喜欢她的优点和缺点。1967年的战争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将成为敢死队队员，为了向她说明我爱她，是的，但是巴勒斯坦比我的爱情更重要。她回答我说，萨伊尔，你对我的信任超过我对你的信任，因为你告诉我你要成为敢死队队员，而我没有告诉你。我们有同样的打算，萨伊尔，从现在起我真的认为和你订婚了。”“我明白，萨伊尔。但是当你知道拉希达杀害了二十七个手无寸铁的人时，你是怎么想的？”萨伊尔吸了口气，双手合在一起，好像在恳求我耐心地听他说下去。“我为她感到骄傲。哦，我知道你的看法，开始我和你的看法是一样的。因为我生性温柔，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我和拉希达不同，我的战斗方式也不同，我向开枪的人开枪。但是我看见了我们的村庄遭到轰炸，我造反了。我认为顾虑重重是愚蠢的。如果不以旁观者的身份置身于悲剧中，你就不会为手无寸铁的人伤心了。你就懂得拉希达了。”
当然要懂得拉希达很困难，但是值得试一试。为了尝试，需要看看那些和拉希达一类的人，也就是那些勇于牺牲的妇女在训练营中是如何成为敢死队队员的。穿着灰绿色服装的姑娘排成长长的队列，她们被迫没日没夜地在石子路上行进，跃过高高的用橡胶轮胎堆成并浇上汽油的火堆，穿过高四十厘米、宽五十厘米的铁丝网，站在摇晃不定、架在一个个陷阱上的绳索小桥上锻炼自己的胆量，还要参加使人筋疲力尽的打靶课程。如果出一点儿错，如果你没有越过火堆，如果你被缠在铁丝网中，如果你说够了不干了，那就会有你的好看。从叙利亚、伊拉克来的指导员没有时间浪费在婆婆妈妈的事情上。如果你害怕或者累了，一串子弹会在你的耳边响起。你看见过那些照片吧。据我所知，在越南，美国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和以色列突击队中最坚韧的士兵也不曾受过如此残酷的训练。从那里出来的人不仅仅体力过硬，而且有着全新的心理素质。听说在一些军营中甚至让她们习惯看血（这一点我没有亲眼目睹）。你知道是怎么做的？先让她们向一只狗开枪使它奄奄一息，然后把狗扔到她们的怀中，让她们不顾狗的尖叫向前狂奔。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就会在肉体和精神的痛苦面前无动于衷。
在施内莱营地我认识一个叫哈宁的敢死队队员。她的名字的意思是怀念过去。我采访了她，她告诉我她二十五岁，有一个六岁的儿子和一个两岁的女儿。我问她：“哈宁，你把他们放在哪儿？”她回答说：“放在家里，今天我的丈夫在家。”“你的丈夫是干什么的？““敢死队队员。今天他休假。”“如果你的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呢？”“随便放在什么地方。”“哈宁，家里有一个当兵的还不够吗？”“不，我也要上前线，我也要去战斗。”然后我们就谈了些别的事情，谈到他们在耶路撒冷拥有的一家古玩店，谈到他们家并不缺钱，等等。谈话很有趣，是直接用英语交谈的，我不在意她的轻轻叹气声，几乎是从缠头巾褶子里发出的呻吟她的那双大大的黑眼睛静止不动，她的额头略有点儿皱纹。我想这个可怜的人有点儿累了。但是接着指导员来叫她，轮到她去射击了。于是，哈宁站了起来，在站起来的瞬间她轻轻地哼了一声。“哈宁，你不舒服？”“没有，没有。我想只是一只脚脱臼了。但是现在没有时间管它了，到训练结束的时候再说吧。”她坚定地，拖着一只崴了的脚去追赶她的同志们。
为了理解或者为了试图理解拉希达，还需要看看那些没有接受训练就参加战斗的妇女们。她们会面临突然的死亡，她们知道如果要生存，残酷是必然的。在另一个训练营我认识了乌姆·卡斯特罗，意思是卡斯特罗的母亲，乌姆是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对妇女的称呼，而卡斯特罗是她的大儿子自己选择的名字，他也是个敢死队队员。乌姆·卡斯特罗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四十岁的妇女，有着拳击手般的身体和经受过风吹日晒的圣母般的脸。雨淋、风吹、日晒、愤怒、绝望，所有这一切造就了她那陶土色的肌肉，使它变得更加有力、更加坚硬，而没有被碾得粉碎。她是杰里科的农民，1967年与丈夫、哥哥、嫂子及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一起逃出来的。她从卡拉麦来到这里，住在一顶帐篷里，除了一条被子、一个简陋的炉灶和两口旧锅外，一无所有。我问她：“乌姆·卡斯特罗，你的丈夫在哪里？”她回答说：“在卡拉麦的战斗中死了。”“你的哥哥在哪里？”“在卡拉麦的战斗中死了。”“你的嫂子在哪里？”“在卡拉麦的战斗中死了。”“你的两个儿子在哪里？”“在前线，他们都是敢死队队员。”“你的两个女儿在哪里？”“在集训，为了成为敢死队队员。”“那么你呢？”“我不需要集训。我会使用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等武器。”
她翻开一块破布，下面有十来颗手榴弹。“乌姆·卡斯特罗，你在哪里学会使用它们的？”“在卡拉麦，在血腥的战斗中。”“乌姆·卡斯特罗，你以前从来没有开过枪？”“没有，我从前种麦子和四季豆。”“乌姆·卡斯特罗，杀了人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极大的快乐，请求真主原谅我。我心里想，小子，你杀了我的丈夫，我杀你。”“那是个男孩？”“是的，他非常年轻。”“你不害怕你的两个儿子也会遭到同样的事情？”“如果我的儿子死了，我认为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我会哭只是为了我是寡妇，不能再生育儿子献给巴勒斯坦。”“乌姆·卡斯特罗，谁是你眼中的英雄？”“所有开机关枪的人都是英雄。”
战争、革命永远不是妇女们干的事。这些不是妇女想要的，不是妇女来领导的，也不是妇女来参与的。战争和革命还是由男人来掌控。无论妇女是多么有用或者如何被利用，她们在其中只能充当无关紧要的角色。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没有能改变这一无可争辩的法则。试想在阿尔及利亚，在越南，妇女们在越共的军营中，和男兵的比例是五比二十。还有在以色列，人们就女兵们大做文章，但是在战斗中，如果不是摩西·达扬的女儿，谁会注意到她们。巴勒斯坦的情况也一样。法塔赫动员的二十万巴勒斯坦人中，至少三分之一是妇女，其中有像拉希达那样的知识分子，像哈宁那样的家庭主妇，像娜嘉特那样的资产阶级太太和像乌姆·卡斯特罗那样的农妇。但是她们几乎都在休息或等待，很少人住进秘密基地，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参与一场战斗。例如，在前线的敢死队队员中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女性就很能说明问题。人们和我谈到过的唯一女性，是一个五十四岁的为萨勒特小组服务的随军商贩。此外，毫无疑问，唯一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那个让炸弹在手中引爆的苏海拉。在抵抗运动中利用妇女的只有法塔赫的共产党对手，他们毫不节制地利用妇女从事破坏和恐怖活动。
理由是简单而聪明的。在一个把妇女当做骆驼和母牛的社会里，几百年来她们分别扮演着妻子、母亲和奴隶的角色。没有人指望她们中有人会劫持飞机、安置炸弹、捣鼓枪支。女敢死队队员阿卜拉·塔哈在联合国讲述尽管她已怀孕，但在监狱里遭到滥用权力的经历时说：“他们在艾伦比桥抓捕了我，因为我带有炸药。以色列人没有因为查到炸药而感到惊讶，他们感到惊讶的是发现炸药藏在一个女人身上。他们难以想象一个阿拉伯妇女会扯下面纱参加战争。”拉希达自己也说在训练课程中妇女被列在“出其不意的因素”中。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件事的道德层面不在这里，而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男人们对敌人玩弄的出其不意，也突然击中了他们自己。一个敢死队民兵组织的军官向我承认：“我们最没有想到的是妇女们会如此响应我们的号召。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去寻找她们，而是她们主动要求参加袭击。”
“您是怎么来解释的？”我问他。军官不是一个傻瓜，他做了介于玩笑和麻烦之间的鬼脸，回答说：“您比我更清楚爱祖国只是一个方面，主要的动力不是理想主义。是……是的，是女权论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男人把她们锁在一道铁门内，抵抗运动在那道门上打开了道隙缝，她们就逃出来了。她们明白这是她们的好机会，并且没有错过。我告诉您一件她们永远不会承认的、存在于她们潜意识中的事实：在与入侵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战斗的同时，她们粉碎了她们的父亲、丈夫和兄弟总之是男人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枷锁。”“她们真的很能干吗？”“哦，是的，比男人更能干，因为她们更冷酷。如果记得她们的敌人有两张脸，即以色列人的脸和我们的脸，那就会觉得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您相信她们会赢吗？”“我不知道。取决于独立后的巴勒斯坦的政权。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要说的就是拉希达以无声表达的意思。阿拉伯社会不是一个准备改变用戒律禁锢妇女和家庭的社会。穆斯林传统过分地扎根在中东的男人身上，要去除它，需要一场战争或者由战争带来的巨大的技术进步。只要还存在英雄主义的氛围和紧急状态，似乎一切都改变了。但是当和平到来时，一瞬间一切如旧。这样的情况在阿尔及利亚已经出现，那里的妇女曾经以闻所未闻的勇气参加了抵抗运动，后来很快又重新跌入黑暗。今天谁在阿尔及利亚掌权？是男人还是女人？曾经投放炸弹的拉希达们拥有什么权力？甚至过去的游击队员几乎都同没有军事和政治优势的传统姑娘结了婚。穆罕默德在延续，比孔夫子延续得更长。大家相信尽管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中最为欧化和现代化的，但将来会和阿尔及利亚人作出同样的选择和不公：“真棒，棒极了。射击吧，出力吧，然后回家去。”但是，他们的女人们说到底是知道这一点的，因为历史不仅仅提供了阿尔及利亚的例子，所以她们从现在就开始寻求庇护。怎么办？投奔到那些信奉毛主义的人那里去，也就是乔治·哈巴什的人民阵线。在中国，妇女没有回家洗盘子；她们也掌权，她们胜利了。为了取胜难道需要磨灭所有感情，焚烧老人的住房、儿童医院和无辜的超市吗？好吧。为了取胜难道需要丑化自己，牺牲父母，信仰科学社会主义，遭人痛恨吗？好吧。她指望的是在和平来临后不要像阿尔及利亚妇女那样重新回到黑暗中去。她指望的是当男人们能够像过去那样自己摆脱困境时妇女不再戴面纱。
看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言论，也许就是。但是倒空那两桶果酱再把它们塞满炸药，拉希达只是为了自己的明天。归根结底，她在耶路撒冷屠杀了二十七个生灵是为了她自己永远摘掉面纱，把它转移到她的未婚夫、一无所知的萨伊尔那张和蔼可亲的脸庞上。
1970年3月于安曼

原书生平简介：拉希达·阿布黑多 女，1947年生于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1962年加入阿拉伯民族运动。1967年，她移居安曼，参加一个妇女团体接受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培训。同她在一起的还有阿米娜·达赫布尔、莱拉·哈立德和苏海拉·阿布·马扎勒。1969年，她声称对耶路撒冷某一超市中爆炸的两枚炸弹和希伯来大学咖啡厅引爆的一枚爆炸装置负责。她曾短期转入地下，从事秘密活动，后来逃亡约旦。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她的消息。

（原文摘自《风云人物采访记Ⅱ》，意大利语原文刊载于《晚邮报》网站。）

对阿里埃勒·沙龙的采访 —— “为什么您需要这场战争？”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 沙龙将军，这场战争，噢不，干脆说您的这场战争，首战已告结束。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人离开了贝鲁特。但是，他们是在对强大的以色列军队进行了将近两个半月的抵抗后，在一片过去并不存在或者只是部分存在的同情声中，趾高气扬地离开了。尽管人们并没有忘记是他们首先侵犯了黎巴嫩，并在那发号施令，但现在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这个民族应该有个家园，有个祖国。阿拉法特谈论政治胜利没有错。许多人认为您从政治层面上给他送了一份礼也并没有错。这是您想得到的吗？
阿里埃勒·沙龙（以下简称“沙”）： 我要的是他们离开贝鲁特，离开黎巴嫩；我想要的一切已全部得到。阿拉法特愿说什么随他去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是这些事实今后的发展及其结果。也许他真的认为在政治上赢了，但时间会告诉他，他的失败首先是政治上的，是政治失败而非军事失败。从军事上来说，您知道……要是我从阿拉法特的角度来分析这场战争，我并不认为它是军事上的失败。以色列军队确实很强大，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分子，包括叙利亚人在内，也不过一万人。我们对这一万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从政冶上来说，他的失败是完全的、绝对的、彻底的。现在，我给您解释为什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力量在于有一个国际恐怖主义中心。这个中心只有在可以建立国中之国的国家里才能生存下来。这个国家就是黎巴嫩。他们以黎巴嫩为中心向世界各地展开行动；在黎巴嫩，他们有自己的军事和政治总部。而现在，他们已分散到相距遥远的八个国家，从阿尔及利亚到也门，从伊拉克到苏丹。他们想卷土重来已毫无希望，确实毫无希望。我们在中东将要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它能使我们与巴勒斯坦人和平相处。那天晚上，亨利·基辛格跟我通话，他告诉我，在这个地区，新的时代正在到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新的可能性正在显现。他还说，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恢复元气之前，以色列还有十二个月至十八个月的时间来找到解决该问题的办法。
法：如此说来，基辛格也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没有被消灭，没有被消灭。阿拉法特换来的是一个小小的斯大林格勒。他已让全世界为之感动，而您则因破坏了一个现已不再存在的城市而激怒了全世界。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遭到了破坏……也许您赢了，沙龙将军，但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
沙：您错了。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对以色列的同情增加了。就其本身来说，这一点并不重要。尽管我们对世界的同情是在意的，但当涉及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存亡时，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它。至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并没有遭到破坏。是的，我们与美国之间有过非常激烈的交锋，非常艰苦的讨论。美国人也向我们施加了许多心理压力。战争开始前，我无法与他们达成共识，建立共同的目标。现在他们同意我们的目标，也同意我们的计划。您知道我要给您说什么吗？我更乐意承受这些压力、这些讨论、这些交锋，而不是乘直升机从西贡的美国使馆的屋顶上撤离。美国人从西贡撤退是场灾难：我没有让那样的灾难降临到我的身上，而是让别人遭遇上了。
法：沙龙将军，我认为这不准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离开贝鲁持直到今天仍颇具尊严。泪水，是的，愚蠢的鸣枪，是的。但从实质上来说，离开贝鲁特时，它是一支身着军服、背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高举着战旗的军队。沙龙将军，您为什么如此无情？当您站在巴卜达山丘的高处，用高倍望远镜注视他们时，难道只有漠视的感觉吗？
沙：不，我的感觉正如《圣经》上所说：“敌人倒下，你别高兴。”尽管他们过去是杀手，现在仍是杀手；尽管他们过去是剑子手，现在是剑子手；尽管他们过去是强奸犯，现在仍是强奸犯；尽管他们过去是血腥的恐怖分子……不，别打断我，让我按我的方式来回答！我刚才说到，尽管他们过去是血腥的恐怖分子，现在仍是血腥的恐怖分子，但总还是人嘛。我并不为此感到欣喜。至于他们拼凑上演的那出胜利闹刷，我们早已料到会这样。在贝鲁特西区有我们的情报机构，我们得知他们在做准备。我们还知道，他们曾接到非常严厉的命令，在面对新闻记者和电视镜头时应如何表现自己；他们每人还配发了崭新的或整洁的制服他们还被要求展示手中的枪支，因为贝京并不反对他们带走枪支……不过，您坚持使用“离开”这个词是徒劳的。他们不是离开，也不是撤退，也不是撤离。他们是被驱逐的。要是我们接受了他们提出的要求，例如我们离开贝鲁特，那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分子才可以说是撤离。而现在，他们不得不屈从于我们的要求，包括在我们在场的情况下，因此他们是被赶跑的，是被驱逐的。
法：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但在继续往下谈以前，我想插几句话。为什么您称他们为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是指那些在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人群中散布恐怖，例如杀害在街上行走的居民，或者炸毁汽车、火车、房屋的人。毫无疑问，类似这样的无耻行径和卑鄙勾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没有少干。几年前，在我对阿拉法特和哈巴什的采访中谈过这些事。可是，在贝鲁特，他们没有干恐怖主义的事。在贝鲁特，他们像战士那样跟你们针锋相对，炮对炮，枪对枪。
沙：您让我想起了哈比卜，每当他讲到或念到“战士”这个词时，他就会瞥我一眼，忍住笑，因为他知道我的反应。战士，士兵？不，女士，那些人不是战士，不是士兵。在贝鲁特的那些人同样也不是。当医生正在为一名伤员进行手术时，有人跑进这家医院的手术室，拔掉伤员的氧气管子，命令搬走伤员，让自己带来的人取而代之，这样的人不是土兵，是恐怖分子，是杀人凶手。有人没收红十字会的车队，狂笑着，抢走分发给儿童的奶粉，这样的人不是土兵，是恐怖分子，是盗贼。这就是阿拉法特这帮浑蛋在贝鲁特干的事。叙利亚人不这样干，约旦人不这样干，埃及人不这样干。阿拉法特这伙人就这么干，一直这样，历来如此。在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边境地带，我们有数十个军事设施，但他们从来不去攻击，从来不去攻击！他们总是攻击基布兹，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儿童、老人和妇女。他们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帮胆小鬼，一伙恐怖主义分子。您向我提什么要求都可以，但别要求我称他们为战士。
法：您使用“恐怖分子”这个词作为一种辱骂，那是恰当的。那么，当初，为了建立以色列国，你们打阿拉伯人，打英国人，你们又是什么人呢？伊尔贡、斯特恩和哈加纳难道不是恐怖主义组织？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贝京用炸弹炸死了七十九人，那难道不是恐怖活动？连他自己都承认。不久前，在纽约的一次宴请他的午餐会上，他讲话一开始就说：“我曾经是一个恐怖主义分子。”
沙：贝京先生领导的组织不攻击平民百姓。作为原则，贝京先生要求他手下的人不攻击平民百姓。向大卫王酒店投掷炸弹本来是针对美国军人的。这个事件的罪责全在于一名英国的高级专员，他在半小时前就得到通知，但他没有疏散酒店人员，而是自己逃跑了。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是“自由战士”，为自由而战。我们为抗击英国占领而斗争。
法：阿拉法特的那些人也自称是“自由战土”，为自由而战，他们认为是在为抗击以色列的占领而战斗。插话到此结束。沙龙将军，现在请告诉我，您对没有进入贝鲁特，没有把您的这些敌人全部赶走，没有把他们赶尽杀绝感到遗憾吗？作为将军您感到欠缺了点儿什么吗？
沙：您听我说，这已不再是一个秘密。去年一月，确切地说，是1月18日，为了研究那里的情况，我秘密去了趟贝鲁特。我经常这样，我要有所准备，因为我讨厌突发事件。这是一次来去都非常冒险的旅行……我去了，并在那里待了两天一夜。我在城里转悠，最后抵达港口，跟那里的老百姓聊天。然后登上分隔穆斯林区和基督教区的摩天大楼的顶层，仔仔细细地察看了全城。跟我同行的还有别人。当时，我就跟同行的人说了后来在耶路撒冷跟贝京总理说的话：“就算到了我们非去黎巴嫩不可时，我也要避免进入贝鲁特。”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尽管贝鲁特被叙利亚人占领，遭到恐怖分子的入侵，但毕竟还是首都，是一个居住着数十万居民的首都。法拉奇小姐，我说自己从来都不愿进贝鲁特。我说自己从来就认为不到万不得已是没有必要进入贝鲁特的。不过，请您听仔细：要是我真的确信有必要进入贝鲁特，那么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我，不管是否民主，即使我们政府的看法与我相左，我也会进去的。我会说服他们，我必须这样做，而且会这样做的。
法：要是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您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进入呢？沙龙将军，在包围战的最后阶段，我就在贝鲁特。我去那里就是为了身临其境，准备这次采访。跟所有其他人一样，我可以证明，您每天都在想方设法进入贝鲁特。在博物馆、赛马场、松树林，每天都有战斗发生。为了从贝鲁特东区到达贝鲁特西区，我穿过了那片松树林，在那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近距离地对峙着。天哪！你们为了多占百米、五十米、二十米的阵地而拼命！但你们前进不了。
沙：法拉奇小姐……请相信我，从军事上来说，任何时候我们都能进入。只要有必要，我们已作好进入的一切准备。别忘了，我们是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三十五年来，我们除了战斗就是战斗，我们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打过仗，我们有着丰富的经验。
法：但是，也许没有街头巷战的经验。沙龙将军，要是我没有说错的话，你们没有进入贝鲁特的原因之一，是你们为这类战斗需付出的人员代价太大，至少要一千名土兵，对吗？
沙：现在，我当面回答您说：不，不，不。首先，我们不会有您所说的伤亡数字，也没有一个与您援引的那个数字相匹配的数字。进行巷战，死数十个士兵也就可以了。这也是参谋长告诉贝京总理的数字。其次，那几个星期，我们停止不前是因为我们得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坚持不下去了，他们将会以离开告终。法拉奇小姐，贝鲁特不是斯大林格勒，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是红军：我们对事情要有正确的比较。刚才您说到小斯大林格勒，那您当时在斯大林格勒吗？
法：我不在，您呢？
沙：我也不在。但是我对斯大林格勒了如指掌，我了解它的一切情况。即使必须做比较的话，贝鲁特也不能跟斯大林格勒相提并论。首先，在斯大林格勒，老百姓和红军肩并肩地亢击德国人，而在贝鲁特，老百姓被恐怖分子扣为人质。再者，在斯大林格勒，红军和老百姓进行了英勇的战斗，而阿拉法特的恐怖主义分子则是鼓噪而已，只要造成战斗的印象就够了。他们从未战斗到底，从来没有！他们经常是战而不斗。事实是我们只花了四天的时间就从边境推进到贝鲁特的郊区。在机场和营地，他们也很少战斗。在占领乌扎伊营地、布尔杰·巴拉杰林营地和哈杰沙卢姆营地过程中，我们的人员伤亡少得令人吃惊。也正因为如此，我不尊重他们，不尊重阿拉法特。我尊重埃及人，是因为我看到在跟我们的所有战争中他们是如何作战的；我尊重约旦是因为我看到1967年在耶路撒冷他们是如何作战的；我尊重叙利亚人是因为我看到在多次战争中，也包括在这次的战争中他们是如何作战的。但我不尊重阿拉法特的恐怖主义分子，因为在黎巴嫩，在贝鲁特，他们没有战斗。要不是因为有埃及人、约旦人和叙利亚人，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贝鲁特。
法：但是你们没有进去。如果不是我所说的原因，那一定是另个原因。要是我没有说错的话，另一个原因可以称为里根总统，称为美国人，对吗？要是我没有说错的话，是里根总统，是美国人不愿意你们进去，对吗？要是我没有说错的话，是你们不能无视自己的保护人和盟友的愤怒和谴责，对吗？谁都知道，美国人一开始就对此事恼火。只要想一想里根在贝京强求访问华盛顿时给他的冷遇就够了。
沙：首先，贝京根本没有强求去华盛顿。您不了解贝京。其次，我们打这场战争无需任何人的允许，包括美国人在内。三十五年来，我们做哪件事征求过他们的同意？我们宣布以色列国成立，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又把政府和议会迁至耶路撒冷，1973年，越过苏伊士运河，突击恩德培，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难道都是他们授权的吗？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自由自愿地作出自己的决定。最后，我们有盟友，但不是保护人。我们不需要保护人。我这样说，并不是不理会盟友的意见，而是声明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指令。我没有进入贝鲁特的原因就是我前面说过的，简而言之，我不愿意打击平民百姓。
法：啊！不，沙龙将军，不！这是哪档子的故事？连续几个星期，您野蛮地轰炸那里的平民百姓，野蛮！我可以告诉您，我几乎目睹了当代所有的战争。越南战争持续了八年，即使在顺化，在河内，我也没有看到过像在贝鲁特那么野蛮的轰炸。现在您是否想麻痹我，想告诉我，您不进入贝鲁特是因为想让那些可怜的老百姓免遭更多的枪杀。
沙：真厉害，您太厉害了。是的，我知道您在那里，知道您看到了。但我也知道我们从来不是故意去轰炸平民百姓的。我们从来也没有为了打击老百姓而去轰炸，从来没有！大多数的轰炸——我说的是大多数，因为战争就是战争——是发生在恐怖分子设有基地和总指挥部的地区，也就是在马兹拉大街以南了，法克哈米地区，我说的是萨布拉、夏蒂拉、乌扎伊、布尔杰·巴拉杰林……
法：唔，好吧，那就是1945年的考文垂和柏林了。但你们不仅炸那些地区，还轰炸市中心、民房、医院、报社办公室、饭店、大使馆。请您问问住在那里的人，问问住在康懋达饭店的记者们。
沙：我们不是要轰炸那些地方，我们是轰炸靠近那些地方的军事设施。我们轰炸的是军事目标，而恐怖分子罪恶地把它们设在市中心，以老百姓为掩护，把老百姓当做人质！请仔细看看我们从飞机上拍下的这些照片。请看这里：距离梵蒂冈使馆一百二十米处，设有一个炮兵连队，配备有口径为82毫米的迫击炮。距离埃及使馆十五米处，有一个同样的迫击炮炮兵连。距离苏联使馆三百米处，有许多重型大炮和中程大炮。离日本使馆和智利使馆数十米处，也有远程和中程大炮。在西班牙使馆附近架起了口径为130毫米的大炮。在美国使馆的周围则布满了坦克。您真以为我们想攻击梵带风使馆、埃及使馆、苏联使馆、日本使馆、智利使馆、西班牙使馆和美国使馆吗？现在请看，他们把坦克部署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
法：我同意您的说法。但我也可以反问您。最近几天，你们在贝鲁特东区，与亚历山大饭店和迪恩饭店所属医院近在咫尺的地方开进了坦克。为此每天晚上和清晨，都会响起阵阵来自巴勒斯坦方面的火箭炮声，简直是地狱。但我更愿意告诉您，我同意您的意见，在这方面，您说得有理。在某些情况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干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把高射炮架在医院的屋顶上，但是关键不在这里。我重复一下，你们的轰炸太夸张、太过分、太野蛮了。每当贝鲁特上空飞过一只苍蝇，你们就动用数以吨计的火力予以回击。要不是这样的话，怎么解释里根总统本人对此的愤怒呢？
沙：您用夸张的词句来形容我们的夸张行动。同样的夸张或者失实的情况传递给了里根。是的，里根总统曾经说过，一个双臂残缺的几岁女童成了这场战争的象征。在此之前，有人将一张女童的照片放在他的写字台上，女童缠着绷带，像一个小小的木乃伊。看起来，女童的双臂好像是被截断了。里根总统所说的象征故事就是这样来的。于是我们就去寻找这名女童，还真找到了。首先，他不是女童，而是个男孩；其次，他不是双臂被截断，而是一只手臂受了伤，是被包扎成那样的，因为……
法：沙龙将军，要是我们想用照片来交战的话，我可以用在那几次轰炸中死伤儿童的照片把您淹没，让您窒息。正好我手提包里有一张照片，本来想让您看的，现在，我不想让您看了……
沙：请拿出来让我看。
法：不，因为现在我不愿意再看它，它让我难受，太让我生气了。
沙：我照样想看。
法：我跟您说过不，没有必要。
沙：有必要，我必须看。
法：那好吧！
（我打开手提包，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一群死去的儿童，年龄一岁、三岁、五岁不等。最可怕的不是他们都已死去，而是他们的肢体支离破碎，七零八落。这里，最小孩子的尸体上缺了一只脚；这里，最大孩子的尸体上少了一条胳膊；那里，一只张开的小手好似在乞求冷悯。阿里埃勒·沙龙用他那坚定而果断的手拿起照片注视着。一瞬间，他的脸颊收缩了一下，目光凝重，但很快恢复了常态，稍带尴尬地把照片还给了我。）
沙：我感到遗憾……感到非常遗憾，非常……我感到非常遗憾。我的遗憾几乎使我都不在乎是否要告诉您：这张照片是阿拉法特的恐怖主义分子在以色列人聚居区所屠杀的我们的儿童。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不管这样的事发生在对峙双方的哪一方，死亡总是悲剧，而儿童的死亡更是无法容忍的悲剧。但是当我反复强调，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时，您应该相信我，在最近的几次战争中没有人能像我们那么努力地去避免。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都没有，更不要说德国人了。我不是要提醒您广岛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一个民主国家为了结束一场战争毫不犹豫地造成了成干上万平民百姓的死亡。但是故意杀害平民百姓是一回事，无意为之是另一回事。6月6日，也就是我们进入黎巴嫩的前夕，我与我的军官们开了会。在会上，我做了明确的部署，为的是避免平民受伤害。两天后，我去了前线，我得知我方的大部分伤亡是我的部署造成的。于是，我又一次与我的军官们开会。我说：“现在，有两种选择：按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或者开始轰炸。”一场激烈的讨论从午夜持续到天明，结果一致决定，按原来的方式继续下去。只有当需要施加强大压力，包括迫使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离开贝鲁特的时候，我们才会采用轰炸这一手段。
法：是的。那么为什么在他们宣布了撤走之后，您还继续轰炸？由于你们的轰炸，曾经有好几天，哈比卜的密使们都无法从东区到西区、从西区到东区来回穿梭。连哈比卜本人都说是您破坏了谈判：“一切问题都是沙龙带给我的。”当协议已基本达成，8月11日，您又命令从陆地、空中、海上进行一次十二小时不间断的最野蛮的轰炸，那又是为什么？
沙：那是因为阿拉法特继续在施诡计、耍花招。因为这个胆小鬼、这个骗子继续在说谎，捉弄我们。对他、对他们从来都不能相信。他们靠要阴谋诡计为生，一贯违背誓言和承诺。这一次也一样。例如上船前他们应该递交名单，但是他们没有给。他们不应该在船上装载坦克和吉普车，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它们运走。直至8月11日，他们达在要求我们撤离贝鲁特，想以国际部队来取代我们的军队。于是、我们轰炸了他们，是的，以……什么方式……什么方式……但很起作用。次日晚上，即12日至13日晚，他们终于屈从我们的条件。我也就停止了轰炸。
法：噢。您停止轰炸是因为您的政府迫使您这样做，对吗？
沙：法拉奇小姐，那些轰炸不是沙龙个人所为，而是政府决定和赞同的。因此，当总理和内阁决定停止轰炸时，政府也就结束了它本身曾经想做的、赞同的、签署的某些事。
法：您在否认这场战争是您的战争，是阿里埃勒·沙龙的战争，是吗？
沙：完全正确。这场战争不是我的战争，是一场以色列的战争。
法：可是，这场战争的所有细节都是沙龙勾画的、梦寐以求的、热切渴望的、准备就绪的，并付诸实施的，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按他的方式进行的。为了按他的方式进行这场战争，他甚至不介意激怒他的盟友。沙龙将军，新上任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最近拒绝您去华盛顿。他的一位官员又明确地说：“沙龙国防部长来华盛顿不受欢迎。”这怎么解释呢？
沙：是的，有过这种传言，但数小时后，舒尔茨的发言人又说，这条消息不是真的，国防部长沙龙什么时候来华盛顿都会受到欢迎，但是，在贝鲁特与哈比卜继续接触更为合适。再说，我从来没有要求能应邀去华盛顿，既未向里根，也未向温伯格和舒尔茨提过这样的要求，尽管我非常渴望结识舒尔茨。倒是贝京通过我们驻美大使提出过会见的要求。是总理想派我去华盛顿，这不是因为要越过哈比卜，而是因为他认为我亲自向美国政府讲述本地区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态是有益的。
法：我明白。那怎么解释整个战争过程中，美国人都对你们板着脸呢？
沙：他们担心功亏一篑。这场战争之长使美国人非常担心。他们不愿意相信战争之所以拖延是因为我无意进入贝鲁特，而他们担心的是时间毁掉一切。您要知道，黎巴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在黎巴嫩，不仅有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分子，还有叙利亚，苏联人……还没有把你们的报纸、电视算进去。你们已经成为对事件，尤其是对战争的评估的决定性因素。你们对战争的解释，也就是你们所写的东西、你们显示的图像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要说的是在民主国家里，是你们在制造舆论。因此，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必须考虑公众舆论；试想十一月份美国将举行选举……不管怎样，我不愿加剧美国人的愤怒。我们与美国人的结盟是建立在互利基础之上的，这一点美国人是清楚的。以色列对美国安全所作出的贡献并不亚于美国对以色列所作出的贡献。发生一些争执并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法：换言之，你们需要他们，正如他们需要你们那样。但是，准确地说，您什么时候告知他们您将入侵黎巴嫩？
沙：我更乐意使用军事行动这个词而不是入侵，这先不谈。我从来没有通知过美国人我将入侵黎巴嫩。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谈过真正的计划、日期和时间表。但是从1981年9月起的将近一年时间里，我跟他们讨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时任国务卿的亚历山大·黑格来到这里时，我跟他讨论过多次；十一月份，我去华盛顿时，也跟国防部长温伯格讨论过；我还多次与哈比卜特使讨论过此事……请注意，只有为了讨论恐怖主义问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问题，我才与黑格、温伯格和哈比卜见面。尽管在向他们提供我的计划时，我非常小心，但是从来不刻意隐瞒，故弄玄虚。相反，由于轰炸伊拉克核电站使他们感到出其不意，为此他们抱怨道：“请别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因此，在谈论黎巴嫩时，我只是反复向他们说：“如果我们作出决定，或者当我们作出决定时，请你们别说感到意外。那是因为形势到了我们自己无法克制的地步。”尤其是在美国驻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官说话之后，更是这样。沙特阿拉伯是除了苏联之外，一直支持和资助巴勒斯坦解放织的恐怖主义最卖力的国家。这些外交官说，只有沿着以色列边境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应该被认为是破坏停火的，其他都不是。因此我去见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我向他介绍了将会发生的情景，并再次说：“一旦事情发生，请您别感到意外。”
法：他们怎么回答您？他们怎么评价您的“计划”？他们没有跟您说“这个计划会使您冒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吗？您从来没有自问过这场战争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吗？
沙：当然，我们跟美国人讨论时，考虑到了苏联干预的各种可能性。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美国和苏联，所有的人都将被卷入其中，首先是我们自己。但是您知道……我们也有情报机构，而且工作得颇有成效。我们也善于收集和筛选情报，并从中吸取有用部分。我们把许多情报收集在一起，对它们进行镇密的研究，我们的结论是苏联连一根手指头都不会动。
法：可是亚历山大·黑格判断整个事件时，用了“不理智”这个形容词。“狂妄的”，他的一位助手是这么说的。
沙：我不记得这个词了，狂妄的？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个词。但是，他们反对，是的，绝对反对。这点我不得不承认。尽管他们了解面临的形势和恶化的程度，但不愿意承认我有理。我记得他们不断地重复下面的一句话：“为什么您需要这场战争？”而且还说，如果真需要做什么的话，那么这场战争也应该与恐怖活动相当，而不是更多。
法：沙龙将军，我也要问您“为什么您需要这场战争”？为什么需要这场战争？迫在眉睫的威胁到底在哪里？新的事件将你们置于危险的境地了吗？这一点谁都不明白。
沙：您的论调跟黑格的如出一辙，他对我说“克制点儿自己，别回击挑衅”或者“应该对一次真正的挑衅进行回击”一天，我不耐烦了，我就把曾经问过哈比卜的问题问了黑格：“当涉及犹太人时，什么是真正的挑衅？一个犹太人在田间或路边被杀害是否足够构成一次真正的挑衅？抑或需要两个，或者三个，或者五个，或者十个犹太人被杀害才足够构成一次真正的跳衅？如果一个人在遭人暗算中失去了双腿，不，是双眼，这是否足够构成一次真正的挑衅？”多年来，我们受折磨，被杀害，这对我来说，挑衅已经是太足够、太充分啦。
法：沙龙将军，在以色列这里，我跟好几个来自贝鲁特的青年谈话，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人对我说，这场战争如果不是非正义的，至少也是毫无道理的。
沙：如果您跟所有的人谈了话，那么您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这场战争，而且认为它太应该了。
法：那有可能。你们已变得如此好战，开口闭口就是战争，时刻准备打仗，扩张领土。你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富于梦想的民族，一个我们曾经为之哭泣的国家。你们变了，唉！那些孩子中的一个跟我说：“我们正在成为中东的普鲁士。”
沙：不是真的。除了战斗外，我们有许多事要做，例如发展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农业、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科学。又如，我们要把陆续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犹太人吸引在一起，组成一个国家。我们不参与任何军备竞赛：我们只是努力去加强我们的防御能力，准备好在必要时做出反应。
法：那个孩子对此心存疑虑。他心目中的英雄是那位在围困贝鲁特时拒绝对他的士兵下命令的盖瓦上校。
沙：可怜的埃利，我很了解他。从孩提时，我就认识他。我为他感到遗憾，他不愿意进入贝鲁特。好吧！他丢了军事指挥权，也失去了辉煌的军旅生涯，而我们没有进入贝鲁特。他是个英雄吗？我不这样认为：由于他的过错，战争拖得更长，我们的损失也更大。由于他的原因，反对派掀起了……对他的一片议论声……还有，所有那些和平主义的示威活动时间……给恐怖主义分子增添了力量。我跟他的谈话也不起作用。我对他说：“埃利，埃利，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你的军队在战斗，成干上万的士兵信任你！你明白你在干什么吗？埃利，你不愿意，但你帮了敌人！”总理也对他这么说，参谋长也这么说。这是真正的民主啊！一个这样的民主，不可能有比这更民主的了。哪个军队对这样的事会做出如此反应？但是毫无办法，他反复强调说，不愿进入贝鲁特，进去会杀害双方太多的人。奇怪的是战争刚开始时，他抱怨我们轰炸得不够。他要更多的炸弹、多的大炮、更多的枪支……
法：天哪！您是在说萨达特讲得有理吗？他说，在以色列不存在鹰派和鸽派，只有鹰派和超级鹰派。
沙：毫无疑问，当涉及我们的安全时，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既没有鹰派，也没有鸽派，都是犹太人；也没有工党或利库德集团，都是犹太人，这就是我的回答。
法：沙龙将军，人们有时会产生怀疑，你们不是为了什么安全和防卫，而是出于贪得无厌的野心。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想到了您为去年十二月在特拉维夫召开的战略研究学会会议所撰写的讲话稿。在这篇讲话稿中，您从苏联的扩张主义问题谈起。当谈到以色列的战略利益范围时，您说，这样的利益不限于“中东阿拉伯国家、地中海和红海。出于安全考虑，80年代，它们应该扩展到包括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也包括波斯湾和非洲这些地区，尤其是中非和北非的国家”。听后令人不知所措。
沙：哼！看来，您准备得很充分。以色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归纳起来，出于受迫害这样的特殊原因，以色列必须面对全球安全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又被划成三个翻。第一个圈，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第二个圈，至今仍部署着一万三千辆坦克与我们对抗的阿拉伯国家；第三个圈，多年来不断向中东和非洲国家扩展的苏联扩张主义。问题在于如何维护在这三个圈里生存的权利，而不成为如您所说的“中东的普鲁士”。
法：但是在非洲、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谁在威胁你们？你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不明白。我不愿意看到，侵犯黎巴嫩是一次更加广泛的军事行动的开始，而不是到此为止；我不愿意看到，你们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赶出贝鲁特只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计划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拿破仑式庞大计划的组成部分。
沙：我的回答是不，绝对不。您这样说，好像我们想占领对我有战略利益的领土。您这样说，就像土耳其人谴责我们，把土耳其包括在我们的战略利益范围之内是因为我们要侵略他们。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我用一些问题来给您解释：如果俄国人来到波斯湾的海滩，这是不是关系到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如果俄国人控制了波斯湾的石油资源，这是否触及我们的战略利益范围？如果土耳其成为被苏联人控制的国家，这是否会对我们产生影响？难道我们没有为此担忧的权利吗？担忧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征服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波斯湾、中非和北非！
法：沙龙将军，那么谁是您的真正敌人，是阿拉法特还是苏联？
沙：法拉奇小姐，请记住，没有苏联的帮助，1948年阿拉伯国家是不会跟以色列开战的。他们起来反对我们是因为他们背后有苏联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是有苏联支持的。苏联十分清楚，在核武器时代，通过恐怖主义进行战争是避免核冲突危险的唯一办法。为了推行它的扩张主义，苏联需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需要阿拉法特。要是您反问，阿拉法特又不是共产党人，那么我会回答您说：苏联人关心什么？他们只关心他是否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是否能成为他们玩弄花招的工具。难道叙利亚是共产主义国家吗？是，然而苏联给叙利亚一千二百辆坦克，数以百计的大炮，还有无数最新式的喷气式飞机。利比亚难道是共产主义国家吗？不是，可是苏联给了利比亚一千九百辆坦克，再加大炮和喷气式飞机。大家都谈论美国人，谈论美国的武器。我向您保证，苏联在这个地区部署的武器数量远远超过以色列向美国购买的武器数量。
法：是的，这我相信。那么，我们还是回到黎巴嫩的话题。
沙：我们不要黎巴嫩的一寸土地！
法：利塔尼区域以南也不要吗？我之所以举利塔尼的例子是因为在1955年，如您所知，本一古里安有一个计划，后由摩西·达扬加以完善。根据该计划，以色列拟侵犯黎巴嫩，并收买一个马龙派的黎巴嫩人，让他当选总统，建立一个天主教的政体，使它成为盟友，最以并吞利塔尼河流域而撤离。
沙：请注意，犹太复国主义有两个派别：一个是魏茨曼的政治派；另一个是本一古里安、果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扬的务实派，总之，是老一代的人。我的母亲现已八十二岁，独居在农场，种植鳄梨树。如果您问她的话，就会发现，她只相信行动，仅此而已。而我是属于政治派的，也就是信奉协议、承诺、法律条款这一派的。现政府也属于这一派。因此我向您保证，我们丝毫没有夺取黎巴嫩一寸土地的意图。
法：根本不需要夺取什么。只要让一个三十四岁的青年，例如叫贝希尔·杰马耶勒的长枪党人“当选为”总统；再“出于安全考虑”在那里保留一支军队，使它成为事实上的殖民地就够了，就像苏联人在阿富汗干的那样。
沙：您是一位很可爱的女士，我希望自己是有教养的。我不愿意大声嚷嚷，不愿意狂呼乱叫。但是啊，我从未听到过这么多排谤，这么多侮辱！您在谁谤我！您在侮辱我！
法：为什么？人人皆知，在您的纲领中，贝希尔·杰马耶勒是总统；人人皆知，至少你们将在黎巴嫩过冬。你们甚至给士兵们发了特殊的鞋。沙龙将军，你们不至于会在那里像在西奈半岛那样待上十五年吧？
沙：不会。我们相信这次待的时间会短得多。
法：即使你们有必要保护结盟的新政府，也不会待下去吗？
沙：让我以超短裙的风格来回答您，也就是既要有足够的长度来涵盖问题，又要短得令人饶有兴趣。我们不愿干预黎巴嫩的内都事务，但如果说，我们将接受一个准备重新接纳恐怖分子和叙利亚人的政府，那是虚伪的。就今天来说，黎巴嫩军队没有足够的力量独立存在，叙利亚几乎占领着黎巴嫩的半壁江山，恐怖主义分子和叙利亚人一起依然留在的黎波里和贝卡谷地。新政府是一个经剖腹产刚出生的婴儿。一个刚诞生的剖腹产婴儿能对付黎巴嫩目前的局势吗？不能，并且我还要说，如果叙利亚人离贝鲁特仍然那么近，如果我们放弃控制贝鲁特一大马士革的公路，新生儿就会夭折。
法：那么，由于一直留在这条公路上，你们会重返大马士革吗？
沙：没有必要去大马士革，不应该有必要去大马士革。我们不希望推进到大马土革。我们不在乎这个，我们从来也没有在乎过。我甚至想，我们应该避免在贝卡谷地发生冲突。但是如果叙利亚人不离开那里，我们也不离开，那这件事就糟糕了。因为在贝卡谷地我们军队离大马土革的直线距离只有二十五公里。这意味着，从现在起大马士革处于我们的大炮射程之内。是的，局面完全改变了：战争前，叙利亚的炮兵用射程达四十二公里、口径为180毫米的大炮，可轰击到海法的郊区和海法以北的我们的工业；而现在，使用攻击力不那么强的大炮，我们就能轰击大马士革。这样的想法我们不喜欢。为什么总要使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呢？
法：哦！我一直以为您喜欢战争，在战争中，您感到得心应手。
沙：这是人们对我的看法的最大错误：把我描绘成一个好战的人，一个以鸣枪取乐的疯子。其实我痛恨战争。只有像我一样打过那么多次仗的人，只有像我一样目睹过那么多恐怖的人，只有像我一样失去了朋友，并像我一样负过伤的人，才可能达到像我痛恨战争的程度。如果您想知道，在我的一生中，哪些岁月是我过得最幸福的，那么我将告诉您：是在我的农场开拖拉机、放牧可爱的羊群的三年。
法：听您这么说，谁能相信人们给您画的肖像啊？
沙：什么肖像？
法：好吧！您还是应该知道的：您肯定没有天使的美誉。沙龙将军，如果我向您列出我所听到的所有负面评价，您可能会失去至今使您对我表现得如此有教养和耐心的非凡控制力。
沙：请讲，请讲。
法：哎，例如……杀手，人面兽心，恐吓者，野蛮人，权力的贪婪者……
沙：可有人对我的称谓完全不同。
法：我知道。对您忠心耿耿的士兵称您为以色列的国王，阿里埃勒国王。他们说，您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是一个非常勇敢真诚的人。但是，更广为传播的是我刚才说的形象。这怎么会呢？从何而来呢？总该有个原因吧！契比阿事件是怎么回事？
沙：法拉奇小姐，您将我狡诈的肖像勾画得如此精彩，以至于在瞬间，我以为是您在接受有关沙龙的采访，而不是我在接受有关沙龙的采访。然而您心知肚明，一个人的形象与报纸上所描绘的鲜有一致。您也十分清楚一旦谁谤和谎言被抛出，它就会被重复和复制，最终被人们信以为真地接受。您想谈契比阿吗？那我们就来谈吧！1953年10月15日启动了苏姗娜行动，它取名于一个以色列的儿童，因为在契比阿的避难所里，她和她的弟弟及妈妈被阿拉伯恐怖分子杀害了。苏珊娜行动就是要炸掉接待恐怖分子的房屋。这次行动是我指挥的。在安放炸弹前，我亲自进入每家每户疏散人员。晚上十一点，我们开始行动，持续到凌晨四点，直到我因疲倦而倒下熟睡。下午，一觉醒来，我得知约旦广播电台报道了六十九人遇害的消息，而死者全部都是妇女和儿童。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离开现场前，我们清点了敌人的伤亡人数，计十多个约旦士兵。那么这六十九名妇女和儿童的尸体是从哪里找到的呢？后来，我被告知是在地下室的一堆瓦砾下找到的。显然他们躲藏在那里，在黑暗中我没有看到他们。我……对此我非常抱歉。我是那么的抱歉，以至于一年后在一个叫马赫林的村庄进行了另一次袭击后，我再也不愿意从事这类活动了；而且我建议取消此类行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法：好吧！我们就选加沙军事冲突。在那次事件中您杀害了三十七个正在睡梦中的埃及士兵。
沙：我向您保证，他们没有在睡觉。情况是这样的：加沙，1955年称黑箭行动。这一次，也是我指挥突然袭击，参加行动的是著名的101部队。那些埃及人很少睡觉，因此进行了一次艰苦血腥的肉搏战。我们带回了八具尸体和十二名伤员。我们每人肩上扛回一具尸体或一名伤员。更多的也没有什么好说了。我知道，有人恨我，有人怕我，尤其是那些搞政治的人。因为我总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愿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我行动起来不思前顾后，也因为我无法与那些寻求互相庇护的集团结盟。事实上，我五次改换政党。要是大多数人都恨我，或者怕我，那么我怎么可能在那么多年中，在我的国家里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呢？我怎么可能成立一个两次赢得大选，并使国家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叫利库德的新党呢？我拥有的权力来自何处？告诉您，来自以色列的民主。
法：一个好像名叫艾尔·穆尔的议员说过：“如果沙龙当了总理，我不禁要问以色列的民主会是什么样的。”另一位议员补充说：“将出现集中营。”
沙：请听着。您在进行严肃的讨论。请别用这种人的名字来玷污我们的讨论。
法：好吧！我就选果尔达·梅厄的名字吧。她说：“要是沙龙靠近国防部，我就组织纠察队阻止他进入。”
沙：唉！我在她的党内，即在工党时，我们的关系是好的。但当我要离开工党，另外组建利库德集团时，她认为干这件事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不能原谅我。她开始对我深恶痛绝，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上帝知道果尔达和她的那一代人是否强大。现在，您还想知道我的什么？
法：我想知道您是否如大家所说的那样，真想当总理？
沙：首先，我认为贝京先生将会在总理的位置上再任职多年，因为我相信他会赢得下届大选。我已向您提过，国家支持他，如果现在举行选举，他会轻而易举地获胜。再说，我也没有当总理的疯狂愿望，因为现在干的事情我很喜欢。国防部有许多事需要做。不管您信不信我，首要的是政治上，即和平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我们不是向巴勒斯坦人开战，我们是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分子开战；解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主义问题意味着只做了工作的一部分。
法：问题解决了吗？沙龙将军，您就这么自信问题已经解决？要是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增加了、加剧了呢？那些被赶出家园、忍痛舍弃家庭、散落在不同的八个国家里的人，将产生仇恨的一代人。从今以后，恐怖主义将比以往更加盲目更加无理地四处出击。您自以为击败了那些人，但是他们怒火中烧，根本不会甘心。阿拉法特说了，斗争会像过去那样继续下去。
沙：我不想谈那些假设和不幸的可能性。事实上，我不认为在接纳他们的国家里，他们能干出在贝鲁特干的那种事。无论在叙利亚、在埃及还是在约旦，至今他们都没能得逞，相反，他们被限制在远离以色列边境的地方。在这八个国家里，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像在贝鲁特那样被搞得动荡不安，且不说一旦发生类似的情况，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阿拉法特说了会像过去那样继续下去？处在他的位置，我连尝试一下都不想。我饶了他的命，饶了那些杀人犯的命。他们还活着。因为我选择了让他们活着。但是，这样的好运气绝不意味着对未来的保证。要是他们重新进行血腥的活动，哪怕是在远离以色列的国家里进行，那么倒霉的是他们。
法：那么，还有不属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四百万巴勒斯坦人怎么办呢？他们或散居在世界各地，或在叙利亚、黎巴嫩、西岸和加沙，拥挤在白铁皮棚屋和水泥棚组成的什么营里。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新犹太人，就像过去你们曾经遭遇的那样，被迫到处流浪，散居他乡，你们要把他们变成什么样的人？恰恰是你们不理解他们的悲剧，这可能吗？恰恰是你们不愿承认他们需要有一个家园，不愿承认他们有权拥有自己的祖国，这可能吗？
沙：祖国他们是有的，那就是巴勒斯坦，现在称约旦，或者干脆叫外约旦。
法：是侯赛因国王的约旦吗？
沙：是的。请听我说，十二年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越思考，越使我得出结论：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我也是这样告诉萨达特的。现在，我来加以说明。直到1922年，英国人称为巴勒斯坦的以色列领土由两部分组成：约旦河西岸，你们称为西岸，其领土自约旦河延伸到地中海；另一部分就是外约旦，这部分领土是丘吉尔为建立哈希姆王国送给侯赛因的父亲的。在外约旦，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巴勒斯坦人，大部分国会议员是巴勒斯坦人。几乎所有的部长、总理都是巴勒斯坦人，其余不足百分之三十是贝都因人，侯赛因的贝都因人。确实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解决办法。
法：因此，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得收拾起行李，迁往约旦。
沙：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
法：不，我讲的是聚集在黎巴嫩、叙利亚、加沙、约旦河西岸的难民。
沙：他们之中，有的人可以留在现在的居住国，有的可以迁移到那里。
法：那么对候赛因国王我们该怎么办？把他杀了，把他送往待卡洛去管理赌场吗？
沙：个人事例我不感兴趣。侯赛因不关我的事。他可以留在现在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希腊人选过一个英德血统的国王，为什么巴勤斯坦人不可以有一个哈希姆国王呢？
法：我明白了。那么贝都因人呢？我们怎么安置他们呢？把他们消灭掉，还是把他们像不受河内欢迎的越南人那样扔到大海，让报界重提难民乘船出逃的话题？或者像对待今天的巴勒斯坦人那样驱散他们，让他们建立一个贝都因解放组织，而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沙：贝都因人是约旦人，确切地说，是外约旦人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像侯赛因那样留在现在居住的地方。我再重复一遍，对个人事例我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巴勒斯坦已经存在这一事实。巴勒新坦已经存在，因此没有必要成立另一个巴勒斯坦国。我告诉您，我们永远不允许出现第二个巴勒斯坦国，永远不允许。建立第二个巴勒斯坦国，在朱迪亚，在撒马利亚——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约旦河西岸或西岸——建立第二个巴勒斯坦是大家力求得到的解决办法。对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不会实现。朱迪亚和撒马利亚不能碰，加沙也不能碰。
法：这些是被占领的土地，沙龙将军。你们重新命名为撒马利亚和朱迪亚的地区是侯赛因攻克的；除了有三万以色列人在1967年后作为殖民者被安置下来，还有近五十万巴勒斯坦人居住在那里。人们都说，你们应该归还！连美国人也这么说！
沙：属于我们的东西不能归还，而朱迪亚和撒马利亚数千年来从来都是属于我们的。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就是以色列！加沙地带也是！即使不考虑《圣经》，即使不谈感情，那还有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生存问题。这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个地区居住着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没有朱迪亚，没有撒马利亚，我们将被扫地出门。不，我再说一遍，我们永远不会允许在那里建立第二个巴勒斯坦国。永远永远也不会允许！你们别抱幻想。
法：沙龙将军，您信上帝吗？
沙：这么说吧！我不是笃信宗教的人。尽管我遵守犹太教的某些教规，例如不吃猪肉，但我从来不信奉宗教。我不吃猪肉，可是我信上帝。是的，我想自己可以说是信上帝的。
法：那么请您向上帝祈祷，也为那些不信上帝的人祈祷。因为我非常害怕您正在把我们所有的人推向世界末日的灾难之中。
1982年9月于特拉维夫

原书生平简介：阿里埃勒·沙龙 1928年2月2日生于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地（今天的以色列）的克法尔·马拉合作农场，出生于一个由立陶宛移居来的犹太人家庭。十岁时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哈萨德，十四岁时参加准军事青年营组织加特纳。然后参加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犹太地下军队哈加纳。十五岁时成为地下军队的成员，并在1948至1949年的战争中作为排长参加作战，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二十一岁时成为上尉，二十三岁时成为秘密情报机构的军官。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军队的特种部队——101部队的指挥官。101部队的建立是为了报复以色列土地上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在受到联合国的谴责之后，该部队被解散，但是后来改组成为202伞兵旅。二十八岁时沙龙成为将军，参加了1956年的战争，但是在米特拉战役的一次行动中，他手下的四十名士兵阵亡，为此他被迫离开军队六年，回到大学攻读法律。1962年，被任命为步兵学校的指挥官和培训负责人。在六日战争（1967年）中，担任某装甲师的指挥官。1969年为南军区司令。1972年，当任命他为参谋长的提议遭到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发对之后，沙龙离开军队，进入政界，选择了利库德集团，以对抗工党成员达扬。1973年，在赎罪日战争中，重新被召回到一个后备装甲师指挥部服役。他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是政府更愿意谈判，而不是取得战场上的胜利。最终沙龙决定离开军队，当利库德集团首次赢得选举胜利时，他成为农业部长，在加沙和外约旦建立犹太人定居点计划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82年，作为国防部长，他是入侵黎巴嫩的急先锋。因为萨布拉和夏蒂拉屠杀事件，沙龙受到以色列最高法院的调查，法院认为他负有不加阻止的责任。被迫辞职后，于1983至1984年出任不管部部长，后来在1984年与1990年之间担任工业商业部长，在1990年与1992之间担任建筑部长。在1996年与1998年之间担任基础建设部长，在1998年与1999年之间在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任总理的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内塔尼亚胡遭到失败之后，沙龙成为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2000年9月，他带着一个庞大的卫队前往耶路撒冷清真寺。他的这一举动在阿拉伯民众中成了恶劣的影响，引起了被称为“第二次起义”的反以色列浪潮。赢得选举后，他被任命为总理（担任该职务从2001年一直到2006年），将亚西尔·阿拉法特流放到拉马拉。2003年，为了减少自杀式恐怖袭击，他开始在外约旦边界上构筑防御性壁垒。2004年，他宣称打算撤出加沙地区。在遭到定居点居民的多次抵抗后，该计划于2005年8月得以实施。11月份，他脱离利库德集团，建立新的政党卡地玛（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前进”）。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西蒙·佩雷斯也加入新党——前进党。2006年1月，因患重症脑溢血而进行了两次漫长的手术，但依然处于昏迷状态，他的所有职务为此被解除，现在仍在医院，处于持久性植物人状态。

（原文摘自《风云人物采访记Ⅱ》，意大利语原文刊载于《晚邮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