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的起源》笔记

2024-02-10 Tom

当探索频道的总裁询问斯蒂夫·斯皮尔伯格能否为频道拍一部纪录片时,斯皮尔伯格就想到了《仇恨的起源》这个主题。2019 年也适逢后特朗普混乱的时代,美国大规模枪击案频发,影片推出近一年后,弗洛伊德案又将种族主义推向高潮,系列片甚至推出了两小时长的弗洛伊德特辑,进行圆桌讨论。这一主题显然很吸引我的,然而 Discovery Go 只对第一集限时免费,剩余的都要有线电视订户登录后才能播放了,无福收看。不过纪录片的信息密度并不大,连续性并不强,所以不要像教科书那样抱有太大的期待,但显然还是有一些内容值得做笔记的。

第一集 起源

片中拿人类的近亲猩猩做比较。雄性为主的黑猩猩(Chimpanzee)攻击性强,而雌性为主的倭黑猩猩 (Bonobo)则友善,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生活在刚果河以北的黑猩猩,食物资源匮乏,而刚果河以南的倭黑猩猩资源充沛。视角转向校园欺凌,大约 30% 的小孩偶尔会遭遇校园欺凌,10% 小孩则是经常遭遇,斯皮尔伯格在 CBS 的采访中表示他自己在高中就遇到过欺凌。校园欺凌存在于世界各地,或许它根植于人类的进化史。于是接下来的内容似乎就是古老的中国古代辩论了——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呢。研究人员给幼儿看木偶剧,有些角色善良,而有些角色吝啬邪恶,结束后将这些木偶摆在幼儿面前,结果 85% 的幼儿选择了善良的木偶。不只是我们人类有公平感,一只猴子看到其他猴子能得到可口的葡萄,而它却只得到一片黄瓜时,也会感到焦虑,甚至直接把黄瓜扔了出去。后续探讨了大规模枪击案,片中所举的案例原因多种多样,实质都是人类收集生活中各种不公正最后进行复仇的举动,个人遭到群里排除的痛苦感与受伤的疼痛相同。

第二集 部落主义

Muzafer Sherif 的强盗洞穴实验,他召集了一群12岁的小孩参加虚假的夏令营,随着比赛的进行,冲突开始加剧,在一场拔河比赛后,一队开始焚烧另一队的队旗,男孩们开始互相伤害。推动我们个体行为的是群体,球迷冲突则是这一现场的体现,他们的归属感超越了自我,体育运动可以算是战争的进化版本。政治是建立在体育运动之上的部落主义,政治观点是基于我们的信念。研究表明一个人大约 50% 的政治信仰是由遗传决定的,如果政治信仰与父母一样,这并不是因为父母的抚养方式,这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生物学特征。新闻媒体在利用我们的心理——我们是如此的部落化——提供我们更倾向于对己有利的信息,来获利。使得人群两极分化,美国的党派偏见的过去的 30 年里不断增强。Facebook 社交媒体设计的内容传播算法,使得人们更加容易发生暴力。使用 Facebook 越高的城镇,发生针对难民袭击事件的次数也越高。

1948年以色列建国,导致许多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冲突至今未解决,双方都有强烈的受害者心态。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军队,巴勒斯坦人则处于弱势。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是殖民者,以色列则认为自己受到伊斯兰恐怖威胁。这一现场被称为——竞争性受害者——双方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双方都感觉自己处于劣势。受害者的心理只关注对于支持己方的证据,却忽略了支持对方的证据。像以色列军力如此之强的国家,却扮演着受害者的形象。

强盗洞穴实验的最后,Sherif 设计了只有所有人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超级目标”,男孩们最终和好如初。这也是 2017 年英国球迷对于恐怖袭击的共同反应。

第三集 工具与策略

卢旺达曾经是一个非常团结的社会,比利时人为卢旺达人制作了身份证来分裂卢旺达。身份证上清楚的标明图西族、胡图族和特瓦族,分类的方法非常简单,拥有超过十头奶牛的人是图西族,少于十头奶牛的人是胡图族,然后世代相传。这造成了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胡图族人发起了一场仇恨运动,挥舞砍刀的胡图族民兵向图西族人发起进攻,一百万人遭到杀害。这就是 1994 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这场屠杀中新闻宣传则在推波助澜,由政府资助的报纸在传播仇恨信息,RTLM 电台则覆盖了不识字的人群。RTLM 将图西族人非人化,称他们为蛇和蟑螂,因此杀死图西族人不是罪过。宣传在大规模谋杀方面发挥了作用,说服人们放弃道德实施暴力,包括纳粹德国也使用同样的手法。

一些研究表明非人化可以关闭我们大脑同情他人的部分——内侧前额皮质。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被告知他们所要查看的是表明人类如何进化的照片,并以进化的程度从 0 到 100 打分。在这个 342 位美国人样本中,美国人对自己的评分接近于 100,而对墨西哥移民的评分只有 75 左右,欧洲穆斯林的评价大约在 60 年代中期,人们的评价越低,越可能认为对方是野蛮的。非人化对土著人民的剥削发挥了重要作用,非人性化的宣传表示这些不是人,这些是动物。

2015 年 6 月 17 日,Dylann Roof 在 AME 教堂杀死了九名非裔教友,他开始变得激进的源头是,他用谷歌搜索“黑人对白人的犯罪”,最终被引导到白人至上主义宣传网站,而搜索引擎在我们社会中具有权威地位。影片中后面的部分与邦联旗有关,需要了解美国南北战争文化背景,才能理解这一部分。无害的符号、图像开始意味着仇恨,青蛙佩佩则是这样一个例子,特朗普把青蛙佩佩放在 Instagram,对于其他人这是白人至上主义的象征。而网上的模因无法真正分清真正的意图,也可能是在开玩笑。而因为这种模糊,突然间散布了大量的仇恨。

政客宣扬了一个噩梦般的场景——外国侵略者成群结队——来唤起仇恨和恐惧,来提升支持率。匈牙利青民盟的帖子称,有四人袭击了一名妇女。而通过谷歌搜索,这件事实际发生在三年前的巴西。青民盟的帖子暗示不投票给它,这就是匈牙利会发生的事。英国独立党在脱欧运动中做着相同的事情——制造对移民的恐惧。世界各地的政客正在利用媒体挑起分裂情绪。

第四集 极端主义

前白人至上主义光头党成员 Frank Meeink,讲述了它儿时的不愉快经历,被继父赶出家门,在黑人学校被欺负,当他在表弟家中了解新纳粹内容时,他得到了认同。像 Frank 一样拥有身份危机的人迫切需要归属感,而极端主义团体为其成员提供了爱、支持、家庭、归属感和关怀。17 岁时 Frank 因绑架罪被捕,出狱后,没能找到工作,没人会雇佣一个带有纳粹标志的家伙,没人会雇佣一个有绑架记录的人。直到他的一位朋友帮他找了一份工作,公司的老板是个犹太人,他以为老板不会付他报酬。没想到的是,几遍脖子上有纳粹卐字记号,老板还是为他提供了一份全职工作,并付给了全额的报酬。于是他回到家脱下了纳粹靴子,扔出了储藏室。

1971 年,斯坦福大学的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地下室建造了一座监狱,邀请人们参与对监狱生活的研究。志愿者都是学生,被随即分成两组角色,一组是囚犯,另一组是狱卒,随着时间的推移,狱卒对囚犯越来越残酷,囚犯被要求洗厕所,做俯卧撑…直到津巴多女友干预,整个实验才停止。研究表明,人们会自然地服从以满足其角色的要求。2001 年 BBC 重新审视斯坦福监狱实验时发现,实际上狱卒并不认同自身的角色,而更想当囚犯。狱卒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行动,他们讨厌不平等。斯坦福档案馆数字化的磁带,也表明扮演狱卒角色几位的不情愿。与此相同,引发南斯拉夫种族灭绝的,并不是精神错乱的疯子,而都是正常人。

领导者动员追随者的方式,是向追随者灌输一种意识,直接存在的威胁或是巨大的道德奖励,追随者有了更大的目标。所以无论追随者之前多么悲伤、多么渺小,现在都是一个大人物了。

Jesse Morton 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早年遭遇过虐待,16 岁离家出走,开始以贩毒吸毒为生,并因此坐了 11 月的牢。狱中除了看书几乎无事可做,他读了马尔科姆·X的自传,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变得像马尔科姆·X一样激进。伊斯兰教,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十四年来他没有吸毒、酗酒。后来他接触到萨拉菲圣战,将仇恨延伸到经济支持的国家。传递了“世界与伊斯兰交战”的情绪。许多人以为极端分子是一些无药可救的人,而事实上,他们聪明、有魅力、有思想,这是极端主义运动成功的原因。当《南方公园》编剧嘲笑穆罕默德,Jesse Morton 开始威胁编剧。六个月后 Jesse 的同案被捕,Jesse 坐飞机逃离至摩洛哥卡萨布兰卡。2010 年,在本·拉登被杀两周后被捕。他认为叫他 Jesse Morton 而非其伊斯兰名 Younes Abdullah Mohammed 是他去激进化的起点,出狱后在华盛顿大学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失控再次吸毒,并立即被大学解雇。

去极端化是复杂且多维的过程,当人离开组织,会变得独立、孤独,没有社会意识,缺乏归属感和其他代替途径,就会出现并发症。去极端化的关键要点是,必须提供一个社区。

第五集 反人类罪

反人类罪里往往能够有找到一个意识形态人格化的领导者,让人们相信外面有敌人,这个敌人必须被消灭。1975 年,红色高棉革命的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是这种领导力的典范。被法国殖民、被美国军事入侵,波尔布特让柬埔寨人想起了他们辉煌的过去。为此波尔布特力图根除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他称这些人剥削了柬埔寨人,革命的敌人不值得同情。1975-1979 年期间,200 万人为此丧命。他的同僚康克由(Kang Kek Iew, aka Duch)承认他亲手杀了 15000 多人。大屠杀是怎么发生的?如此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人是人类的本性吗?

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唤起人们对纳粹恐怖的记忆。艾希曼是最终解决方案的首席建筑师。人们在庭审上期待看到一个怪物,但实际上看到的人正常得可怕。

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艾希曼审判后不久,设计了一场实验,米尔格拉姆想知道普通人究竟能变成何种程度的暴政者。米尔格拉姆在纽黑文报纸上刊登广告,邀请公众来实验室参加“惩罚对学习的影响”的实验。学生需要记住单词组,老师则读出这些单词,当学生错误的配对单词,老师的职责是对学生进行短暂的电击惩罚。电击从 15 伏特开始,并以 15 伏特递增,直到 450 伏特。事实上,参与者永远是老师,而学生是米尔格拉姆的合作者,电击后的痛苦呻吟是录音。最终有 65% 的参与者走到了最后。米尔格拉姆研究表明,街上的普通人只是因为有人邀请他参与一项科学研究,他们就愿意杀人。

谁应该对种族灭绝罪行的负责,只有像希特勒的领导人吗?还是像艾希曼那样的管理者?执行命令的下属也有罪吗?纽伦堡法院法庭对纳粹党 20 名领导人进行审判,但他们做得还不够,可能低于 5% 肇事者的受过审判。

德国检方已经起诉两位低级别党卫军卫兵。如果了解生活条件集中营,你或多或少知道进去的人肯定会死。所以他们是谋杀未遂的从犯。有2000 名党卫军士兵卫兵施图特霍夫集中营。现在有两人在晚年生活中受到审判,他们的辩护基本就是,“我们在执行命令,不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

如果有人拒绝为党卫军服务,但他被会派去与苏联作战,死亡风险会更高。在战时成为一名党卫军卫兵,一种简单的生存方法。在法律和道德伦理之间必须做出决定是很困难的。对低级别党卫军卫兵的起诉提醒者我们,他们可能就是你的邻居,也可能就是你。

在米尔格拉姆实验条件 24 变体版本中,参与者是老师,参与者的朋友是学生,只有很小一部分人(15%)走到了电击的最后。在卢旺达种族灭绝期间,图西族的 Eric Eugène Murangwa 躲在足球队好友胡图族的 Longin Munyurangabo 家中避难,Eric 幸免遇难,Longin 则被视为叛徒而被杀。1994 年的发现表明,每个卢旺达种族灭绝幸存者几乎都是受到朋友、邻居的帮族而幸免于难。这表明我们天生就有暴力与对抗暴力的潜力,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变得邪恶。

第六集 希望

Emile Bruneau 在出生时,他的母亲就得了精神分裂症,因此他对大脑的工作原理非常感兴趣,最终成为了神经科学博士,他所做研究与群体冲突有关。他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呆过,在内战时期的斯里兰卡呆过,也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冲突的爱尔兰呆过,他尝试了解导致冲突的事物是否存在相似之处,以及如何使用科学促进和平。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开始于大约 50 年前,内战造成 20 万人死亡,后来政府和哥革武已达成和平协议,他们让哥伦比亚人民批准和平条约,但哥伦比亚人民拒绝和平条约。为什么哥伦比亚人民拒绝和平条约?Emile 发现人们在经历了 50 多年的血腥冲突,人们的心理没有发生显着的改变。令他感到震惊的是非人化的程度,哥伦比亚人评价哥革武比自己低了 43 多分,这是全世界有记录的最高程度的非人化。最接近这种程度的非人化是,美国人评价伊斯兰国,以及在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相互评价。哥伦比亚小孩从小被教导要仇恨哥革武成员,被教导认为他们是动物、恐怖分子、是坏人。Emile 拍摄了采访当地人的视频,将支持和平的采访传播出去。结果发现,所有视频在对减少哥伦比亚人对哥革武的非人化有非常好的效果。

1994 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已被废除,南非举行首次民主选举,国民党德克勒克与非国大曼德拉的案例表明,领导人创造了和平,维护和平的是人民。如果对对手说,“我相信你能解决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依赖你,你必须依赖我。”于是信任就开始发展。

20 世纪 40 年代纳粹政权时期,大约 600 万犹太人被杀,但大规模暴力事件后,德国提供了一个完全独特的国家范例,直接面对自己的过去。今天,德国有数百座纪念碑,他们设法以一种融入日常生活的方式组织记忆。以至于德国现在是世界上犹太人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最有意思的移民来自以色列,他们厌倦了以色列的安全,厌倦了政治,德国设法让犹太人觉得它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教育有潜力改变我们对冲突的看法,而德国并不回避教授他们最困难的历史,教授历史并不是去让人内疚和羞耻,而是让人避免未来再发生这种事。通过教育人们了解自己的想法,是克服仇恨最好的方法。

正念、冥想、瑜伽能够帮助人们控制情感。科学家已经找到了证据,表明冥想过程中大脑会发生变化,长期冥想者的杏仁核与调节情绪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域(ventromedial prefrontal area)连接较多。

在本片的拍摄过程中,Emile 被诊断出脑瘤,群体冲突这一社会问题就像癌症一样,有着生物学基础。Emile 说他就像癌症研究一样对待这一问题。这是一场针对群体间冲突的艰苦斗争,“这样的努力难道不值得吗?难道这种战斗不值得吗?”Emile 希望在未来的 60 年里对于促进和平的工具什么真正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了解得更多。(据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网站,Emile Bruneau 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去世。)